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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强调审判的实质化，特别是关注对证据事实的审核检验，但是在侦查、证明技术都不十分发达的古代，要获得全面、可靠，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有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相对，普通老百姓又有追求“实质正义”的强烈需求，于是，一些“智断雪冤”的司法官形象就应运而生了。这些充满智谋的司法官吏，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获得案情真相，为冤枉者“申雪”，有的方式近乎“神迹”，有的则是超常的计谋，这种通过智谋断案雪冤的故事，世代流传，逐渐构成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唐代“赵弘折狱”就是这样的例子。 咸通初年，祖籍甘肃天水的赵弘就任江阴令，这位新官以善断疑案著称。这一年，楚州淮阴有两户农家比邻而居，皆为勤劳苦干的农人，适逢雨水丰润，收获颇为丰硕。住在东边的农人在丰收后，并不满足现状，希望开拓新的土地，扩大生产，无奈囊中羞涩，农资器具均无法添置，于是就与西邻商量，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券契质押给西邻，从西邻处借贷钱一百万缗，验过契书，约定来年丰收后奉上本利赎回。 秋去春来，一年转瞬即过，东邻赶上了好年成，又获得丰收，新开垦的田亩让他获利不少。但是，农作物的销售不是很顺利，借贷的一百万缗一时未能全部凑齐，东邻就想着分期偿还以赎回契书。他带了八十万缗，先行给付西邻。他想都是邻居熟人，故未讨回契书，也未作新的记载，期望来日付还剩下的钱款，再取回契书。谁料，待他来日欲付清借贷时，西邻翻脸不认账，拒不承认他先前支付的钱款，更不交出契书。东邻钱、契两空，十分冤屈，遂将西邻诉于县衙，县令立刻启动追诉程序，但东邻拿不出关键的证据——契书，让县令很为难，他对东邻说:“我确实怀疑你很冤，但官府审断所依赖的主要是契券，没有证据，我没办法审理啊!”东邻无奈，上诉到州，州的司法官员同样无法辨明。 一筹莫展之际，东邻忽然想到，江阴有位赵弘善于处理疑难案件，何不试试运气。他跑到江阴，向江阴令赵弘提出申诉，赵弘却回答:“鄙县地远位卑，案件又不属于我管辖之境，没什么办法帮你伸冤啊!”东邻哭着说:“这里再不受理，我的冤屈再也不能伸了!”赵弘见状，再问东邻:“你所说的，全都是真的吗?若是，我试着为你想想办法。”东邻回答:“大人面前怎么敢有虚言?”得到此肯定的答复，赵弘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他召来负责缉捕盗贼的数名精干吏役，对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啸聚山头，沿江打劫的大盗，速速给我缉捕归案。”又说大盗有同伙多人寄居某处，姓名情状，皆指向“西邻”，吏役们不敢怠慢，很快将西邻缉拿归案。 西邻自知并未犯案，开始在庭上并无惧色，赵弘厉声说:“证据确凿，而且姓氏丝毫不差。”旁边的吏役不耐烦，纷纷嚷道:“不老实说，就上大刑伺候。”西邻更为恐惧，不住磕头，额头都流血了，看起来十分冤屈。赵弘说:“你抢劫的多是金银锦缎，不是普通农家应该有的，若要证明清白，需要将你家的财产一一查核、登记以证实。”西邻于是当庭陈述自己有稻谷若干斗，绸缎若干匹，钱若干贯，是东邻赎契的。赵弘闻之大喜，当即再审其细节，最后说，你真的不是江上盗贼，但为什么要抵赖东邻赎回契书的八十万缗呢?遂将藏于庭后的东邻引出，令双方再行对质。西邻一看到东邻，羞愧难当，脸都变成了灰色，磕头如捣蒜，请求赵弘断下死罪。赵弘说，死罪尚不至于，但你失信于人，确实应该知罪啊!他令吏役押送西邻回到家中，一起核验了土地契书，果然分毫不差，东邻之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赵弘通过智谋获取证据，还了受到冤屈的“东邻”一个公道，这个故事符合中国社会“善恶有报”的道德期待，故作为一种法文化得到世代传扬。然而，“智断雪冤”作为一种法文化，放置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仍然值得反思。因为不摒弃一些不适宜，甚至错误的法文化，就无以建立现代的法治。 塑造智谋超人的“神断”司法官形象，反映出古代社会民众对正义的渴求，也反映出传统中国信奉“实质正义”的法文化，只要能实现所求的“正义”，可以不考虑实现的形式与过程。而事实上，脱离开程序的公正，寄望通过司法有效地实现实质正义，有时并不能如愿。赵弘运用智谋为东邻雪冤，说到底还是特例，具有偶然性，并不能从制度上、程序上长久地保障正义的实现，因为现代司法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过程，即便是“自由心证”，也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单单依靠个人的感觉，或者是盲目的自信。此外，司法审判本质上仍是权力运用的过程，权力的运用可能存在谬误，更可能存在腐败，因此侦查、起诉、审判的分权制衡，是现代司法实现公正的必要途径，只有这样，司法公正才有可能获得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