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璟超：政学两间徐高阮（下）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政学人物志四、身后形象（一）著述所获批评 1、《山涛论》的批评对于《山涛论》，当时未见到多少回响。检索“台湾学术文献库”也只找到2010年后的两篇论文做了征引：1.蒋丽娟(2010)。魏晋南北朝泰山羊氏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学位论文。2010。1-128。2.黄晓芳(2011)。竹林七贤的寄志与遣愁之道。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位论文。2011。1-270。大陆方面真正注意也要到社会“解冻”的八十年代——中华书局版《山涛论重刊洛阳伽蓝记》和海豚出版社版《山涛论》的出版则更要迟至2013年、2014年——周一良《毕竟是书生》中提到的一段话后来多被注意：“回国时，一般书籍都交邮局托运，只把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两种随身携带，它们是：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和徐高阮的《山涛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其结论。” 。王永兴则在八十年代通过翁同文与徐高阮后人取得联系，后来获赠《山涛论》、《重刊洛阳伽蓝记》，视为“力作”、“楷模”。他在《回忆高阮》一文中还提到“高阮听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受到启发，因而有山涛论长文之撰著” 此文的运思写作也确有陈门之风。散木1999年发表的《说徐高阮》可能算是大陆最早专门论述徐高阮的文章（至今也仍甚少），当中提到：“周一良先生还联想其清华学派的陈氏门生，“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具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徐英年早逝，汪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 周一良对徐氏其人其书的上述评述——即著有杰作但历经波折的陈门高弟——也差不多成为大陆方面建构徐高阮文化形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相关说法多被后来的一些论述所延用。随着“稳定压倒一切”，时风日趋细密，坊间也逐渐兴起不少议论，如有人推崇“《山涛论》思虑之周全，论证之缜密以及行文之流畅而有分寸，实为采用传统实证史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史的最高境界之作。一个学者一生能写出四五篇这样的文章应该就足以登不朽之林。”同时有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山涛论》是很好的文章，是微观政治史的典范之作，但政治史的最高境界绝不能停顿之微观尺度之内。从魏晋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是稍大一些的历史尺度），《山涛论》没有提供新的认识，有关曹马阵营的分别，陈寅恪早已阐释过了。我以为政治史最能发挥威力的，是100年左右的尺度。《山涛论》精微雅致，可称极矣，但美大于思，历史认识的空间较为狭逼。” 不过，论证问题也使《山涛论》受到一些批评。除周一良表示“不同意其结论”一语外，罗宗强也认为该书“对山涛所处政局之种种矛盾有甚为精细之分析，但其中亦颇多推测之词，如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分析即一例。” 后来网际的一些批评实际也多集中在“颇多推测之词”这一点上。对此，傅杰在海豚版《山涛论》的《出版说明》中提出有所不同的一点解释，认为“《山涛论》是他最重要的论文。……关于山涛的史料毕竟有限。用习见的史料作深入的考求，这是陈门史学的绝诣所在，也是陈门史学的高难所在，其间推论的尺度是不容易把握的。……所谓“也许”，所谓“大概”，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裁断的分寸，也透露了索隐的困难。……周氏还忆及听课的感受，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也强”。而《山涛论》也正是一篇以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从许多方面去“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来解释山涛立身处世之“然”及“所以然”的力作。” 就跟同样一件事，总可看出利弊得失，视观察者的个人角度和实际考虑如何一样。不过，《山涛论》作为一部杰作已经摆在那里，值得一读甚至反复读，这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同时，傅杰文中还点出一点，即“徐氏正是研究特殊政局中复杂人物行为与心态的上佳人选。徐氏早年加入政党，颇遭波折，既有切身的政治历练；复又问学陈门，深得陈氏的考史三昧。” 这里略微点到的，当指复杂多面的时局经历反倒成为加深史料解读、发挥关联分析的助益。更具体的来看，则如徐高阮在北平时期就已强调洞察时机的敏锐感对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在既成秩序的基础上联络士人群体以进行内部变革的思路，以及当时经历过的党内分别借重“社会老成分子”与群众运动力量的两派争斗。这一现象在一些劫后余生的大陆老辈学者中似乎也可看到。此外，从徐高阮一生的著述行事来看，其始终关注的是国族的兴亡，且不时闪现一种投身其中的意识、热情，《山涛论》中对山涛入局深意的理解，未尝不是徐高阮自身情怀的一种深度投射。陈寅恪即曾指出“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 钱钟书也有类似的看法，所谓“后来者尚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势，相影射复相映发（actualization），厥例甚众。” 时人论及陈寅恪的“两唐书”，也认为“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 ，“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想在里面，就是要报国。” 因此，政治之于徐高阮，恐怕未尝断过，只是表现多层，往复映射，不止于判然两分了。关于陈氏的“史学三昧”，因陈寅恪受到的关注，论述的自然不少，其门生弟子也多有阐发，仅举数例以参证之。如王永兴提到“在讲课中，寅恪先生强调历史研究必求真实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求真实之主要方法之一亦即治史的方法之一：必须求得每一历史事件的时间性、空间性（永兴按：即地区或地域）、人事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之真实。” 这里的三要素或也可做“三昧”一解。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里则谓“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万绳楠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到“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大抵都是强调多元素之间的关联考察，所谓“相互联系”、“互相发明”。后来的学人也提到“义宁“家法”的特点是特别注意运用家世地域和种族（民族）文化的分析方法，通过各种实证的手段，揭示中古以降的特殊历史发展面相。尤其观照魏晋迄隋唐的整体历史，种族与文化的视域更不可缺少。” 从这一方面来看，《山涛论》同样也可说就是从当时政局相关的时间性、空间性、人事关系等相关史料细微中“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虽然当中存在“推论的难度”，而多有“推测之词”，却也应算作彰显“陈门史学绝诣”的“出乎意想之外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 2、《重刊洛阳伽蓝记》的批评除了《山涛论》外，较为引人关注的著述当属《重刊洛阳伽蓝记》。此作因陈寅恪序文而广为人知，除前述何炳棣对本作引起重视外，时人评论却多集中在陈文本身。徐高阮在当中的形象，更多集中于陈门弟子这一点上。八十年代后的文化热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出版，引发大众的陈寅恪热。学界则有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笺释》等书引发持续至今的多轮陈寅恪研究，对于陈寅恪的序言，也多视为夫子自道，如认为“陈寅恪好借序跋评论他人著述阐述发挥自己的方法见识，尽管所论对象未必完全符合其心中理想。所以，将相关议论视为陈寅恪自己的思想表达则可，若以为所评著述的固有价值，则或许有所出入。” ；“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 对于徐高阮本身的著作，除了同门如王永兴后来回忆文中推崇为“传世不朽之书……深切著明……恢复其原貌”，此外只见到晚近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有所提及，主要涉及《洛阳伽蓝记》研究及对陈寅恪合本子注说的批评。如范祥雍在2011年出版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中认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前面是对伽蓝记本作价值的通常认知，后段涉及研究历史，没有明确指出徐高阮，但大致是说做的都还不够。王建国在梳理近百年伽蓝记研究时，将重刊一书归于伽蓝记研究的第二部分即文体的讨论这一细分领域，此外则提到50年代在台湾刊发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一文，对此文评价还算较高，认为产生广泛影响，属于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还提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此外，范子烨的评论还认为“对《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的研究，清人已开其先河。吴若准、唐晏、张宗祥首先为之，廓清面目、恢复旧貌，嗣后现代学者徐高阮、范祥雍、杨勇等人复致力于此书的整理，笺释工作，成绩斐然。陈寅恪先生早年著有《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详考以《伽蓝记》之体例渊源，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学人的工作为《伽蓝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郦氏之《水经注》在学术界已蔚成显学，而治《伽蓝记》者廖若晨星，给人冷落之感。” 算是在伽蓝记研究的学术史中确认了徐书等作的贡献地位。但同时也批评“徐本校雠甚精，创获亦多，但有妄改古籍之嫌” 对陈寅恪的合本子注说，陆续也有一些批评意见。除上述提及的范子烨论文外，也有认为“陈寅恪先生如此肯定地将《洛阳伽蓝记》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归结为是对“合本子注”体。佛经的模拟，却很难说合乎事实。因为“合本子注”体在被僧徒用于编纂佛经之前，早已成为儒家经典和史书谋篇布局的重要方式，并在相当时期内被学界、文坛较为广泛地运用……” 更具体的如吴晶《《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中的批评，认为“陈先生提出的《洛阳伽蓝记》为合本子注体的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陈先生所举证的材料仅限于第五卷“惠生使西域”一节，没有论证《洛阳伽蓝记》全书均为合本子注体。实际上，惠生使西域一节的写法明显有别于其他章节，可视为全书的变例。”而“周一良先生指出……“此类例子”，实际上表达了只认可第五卷为合本子注的意见。徐高阮为显明其师合本子注说而作《重刊洛阳伽蓝记》，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徐氏虽意识到《洛阳伽蓝记》其他章节并无合本子注“列举故籍”、“参照异同”的特点，但未敢怀疑师说，而以全书具有“牵连附和，枝蔓横生”的特点予以解释，认为这也是合本的某种体现。这个解释其实是很牵强的，牵连枝蔓与“合本子注”并无实质关联，“合本子注”之“合”表明这种体式的本质特征是综合各家，这也决定了此体最适合在裁合众家译作时使用。……”不过，仍然承认该作的学术史地位，认为“徐高阮、周祖谟、杨勇的整理是目前学界厘定注文的代表，三家所持条例基本一致……但在实际分理中，三家却有很多歧异……《重刊》矛盾之处最少，遵守条例最为严格……三家代表的是相对成熟的整理，若比对草创时期的《洛阳伽蓝记集证》和《洛阳伽蓝记钩沉》，歧异将会更多。”，同时也指出 “其缺点亦在拘泥条例……伽蓝与人事有因果关系，密不可分，机械地套用条例，势必导致文章支离。当作整体处理，则面临定性的困难，各家难免出现分歧。……其实，条例贯彻的不畅，源于整理者为此书预设的“ （正文）——人事（注文）”两分的写作模式。实际上，杨氏在写作中力避程式化……随物赋形，难用条例揣度。……” 不过也有认为不应执着于古籍校勘本身的，则又回到对陈寅恪学术精神的阐发上来。如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中认为“陈寅恪表彰古人治学方法如合本子注、长编考异之类，也有宋儒求珠还椟之意，本来已经超越，却要借此说话。此非依傍积习，而是针对学界多以东欧北美为取向的时势，表达其对于固有学术文化的敬意，力求重振、延续并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活力。……要以长编考异、合本子注法求出义理的本意及演化，并在实证连缀中显示背后的宏大关怀，方能合于本事，体现高明。”这属于更大范畴内的一种学术史见解了。综上，《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作为《洛阳伽蓝记》研究史上的一种阶段代表性成果，已确立学术史的一种地位，这点应该问题不大。至于当中传承自陈寅恪的合本子注法的运用是否适合于伽蓝记全书，足以“恢复杨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则仍存在争议。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学术不断推进的一种常态表现。3、红学研究的批评徐高阮的研究著述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首要如中国中古史，次则为近代思想史，此外多属偶尔涉及，如西南及台岛时期发表的红学札记。关于台岛时期的一篇未见征引，西南时期的那篇札记倒是有被提及。吕启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未收篇目索引》当中即有记入。关于涉及的判词，前已提到属于红学中受关注的题目。新世纪学人梳理该判词解读史，即称“二百余年来，关于《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一语，众解纷纭，迄无定说” 。而徐作虽属偶一为之，且已历数十年，至今仍成立一说，为新世纪相关研究文献所征引，并被视为得到较多人认同的前人说法，由此也显示了徐高阮才华与著述的多样生命力。同时，此类红学研究通常需要具有一种深入考索内里隐曲的文字敏感，而徐高阮于此显露的这一优长自也有助于其在《山涛论》中的解读和阐发。4、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批评徐高阮在台时期的著述更多集中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当中实际多有创见——刘述先即称“他看什么问题都是独具只眼”，“但一直未曾受到充分的注意” 。不过由近及远，这批著述也陆续受到一些肯定。除刘述先回忆中提到徐高阮与党八股不同的孙中山研究，其研究是对孙的实业计划做了进一步发挥外，与徐有过来往的其他台岛学人也多肯定其研究有不同于时流的创见。费海玑在纪念徐高阮的文章中即评价他是个“忧国忘身家”的人，强调“徐高阮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用心，颇与其服务的中央研究院的理念背道而驰，也与所谓的国父遗教信徒有别。” 与徐有两三年同事情谊的陈文华也认为“徐是对中国问题作了观察思考后，才引康有为、孙中山、胡适为知己。康有为与孙中山对物质建设的关注，与他建国的想法相吻合。” 王尔敏也提到：“他在近代史上的论著，精彩的是谈论严复。我的一篇《中国近代之开明专制论与强人领袖之相望》是说明接续他的文章而作......” 到了晚近，也有大陆学人注意到徐高阮的康有为研究。如朱忆天提到“康有为后期思想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并予以重新评价的, 当推日本学者竹内弘行的著作及台湾徐高阮的论文……徐高阮的论文则将后期康有为的思想归纳为中央集权化、理财救国论、地方自治论、物质救国论、道德至上论等五条，但论文只是未完成的遗作，没有详细地展开，论述也比较松散。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肯定了康有为后期思想的重要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韩潮在评价曾亦的康有为研究著作时也指出：“此前，徐高阮先生曾在慧眼独具然未及展开的《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中指出，“在思想上与后期康有为能够相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通常认为与康有为政治上正相反的一端的孙中山”。我不能肯定，作者以孙中山、康有为对举是否受到徐高阮先生的影响，但按照徐高阮先生的看法，二者晚年实有一根本的共同意见，即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异问题。虽然作者在书中没有明言徐高阮先生提出的这一共同立场，但我以为，从根本上说，中西文明的差异问题亦是作者对康有为晚期思想理解的切入点——这或者可以解释作者何以一再在书中附论孙中山的晚年思想。” 如果从其著述发展的脉络来看，则徐高阮在北平时期凸显的国族救亡主题与西南时期注重的历史文化探索在这时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逐渐结合为更具体的一种民族国家的整体建设思路——在文化上，强调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在政治上，强调既有权力秩序的维护；在经济和外交上，则更多发挥对外开放、民生建设等实用稳健的一面。刘述先即认为“他关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所以虽然研究孙中山，却与当时国府的党八股无关，更欣赏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因此而注意到引进外资的问题。而从时局的影响来看，一方面或许由于当时身处的是国府管制、西化派主掌的学院组织，因此徐高阮表面上更多是在阐发孙中山、胡适等人的思想，但其具体的观点、思路实际却也接近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只不过由于陈寅恪四九年后留在大陆，在当时的台湾，或许也成了某种忌讳，不便多提了。另一方面，徐高阮所阐发的严复式权威主义、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思想、胡适尊重孙文及民国宪法的态度等，似乎也呼应了后来的李光耀、蒋经国、邓小平这批第二代政治家在战后的改革、开放与建设作为。徐高阮在五、六十年代的这批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可以放在战后世界休养生息的大趋势、大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如邓小平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徐高阮的阐发毕竟比后来的这些实际改革要早了一二十年，可谓思想的先声，再次显示出其人不凡的才情与见识。5、中西文化论战的文章今天看来，这更像一场混战，其历史文献价值毋宁更多在于反映了当时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情势与文化纷争状态。对于论战本身，陶恒生后来总结，即认为“答案可能是两方皆败。”关于徐高阮参与论战一题的专门研究则似乎甚少，叶乃治的论文算是一例。叶文在指出“徐的国家意识实为其所有相关控诉的核心与动力”的同时，分析徐高阮与殷海光等的纷争根源时认为“实植因于两人不同的「启蒙」与「救亡」观……除了读书人经世致用的救国抱负，徐高阮对「原则」、对道德的重视亦异于一般知识份子。……或以为徐高阮不过国民党耳目，实则徐书生经世致用之理念与其他指控者颇有不同之处、对三民主义之熟习和研究亦与盲目信徒颇异其趣。”，并，注重“由徐个人思想出发，重新检视其控诉文章，体察他所面对的时代困境和国家危机。” 这已注意到从观念差异和时局影响的角度去建立关于徐高阮控诉事件的因果关系解释。居浩然后来评价殷海光与徐高阮，则认为这两个人在“个性遭遇方面十分相同，所走道路却正相反”。林毓生说殷海光“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适当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同为“五四后期人物”（殷海光语），徐高阮毋宁也是如此。刘述先回忆中即称他“像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但“赤心对人的人”又“如何的不为人所谅解”。但在相似的时代性格之上，两者之间仍有更具体的不同——所谓徐高阮的“启蒙观”、“救亡观”，基本还是延续北平时期“知识救国论”、去党派化的“无条件统一论”的思路——因为强调以知识为首要的准据，所以会对于学术名词的翻译问题有特别的敏感——刘述先即称其“著作翻译的态度是极端严谨的……慢工出细货的态度，逐字逐句推敲” ；因为强调国族救亡优先于派别斗争，所以会不过多顾忌与西化派早期的交往及学院组织内的关系影响。同时，如前述关于近代思想史著述、西方著作翻译的梳理所见，此时徐高阮的思想已经凸显为一种更注重接续传统与秩序维护的权威主义的国家建设思路，这与李敖等人反传统、反威权方能救国的抗争思路显然有了较大的不同。在徐高阮涉及文化、道德、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建设思想看来，李敖等人那种传承自五四的借思想文化革命以解决整体问题的思路，毋宁是空疏而错谬的。如果说前述两种救亡思路的差异还只是让徐高阮感觉对方的话语实践是一种对知识作业与国家建设的客观损害，故而一开始更多是作规劝，那么当对方的言行日益激烈而不堪，触犯到徐高阮所重视和坚持的“原则”、“道德”，就自然使徐高阮进一步将客观损害判定为主观欺诈。徐高阮之所以对冒犯道德原则的言行反应如此强烈，又需从其观念人格的内在理路来加以理解——徐高阮在之前经历的抗争、波折过程中，逐渐在个体自觉的意义上强化了前述获得知识理据的权威主义的救亡建设思路，最终将其上升为实践判断上的一种原则性设置，从而与其自身那种接近传统士大夫——徐复观所谓“东汉的名节中才能发现出的人物”、“严肃的做学问和做人的态度”——的道德价值、人格期许构成日益稳固的关联——刘述先后来的回忆中即提到徐高阮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罪己的呼吁》，令人印象深刻。在该文中，徐高阮即明确的指斥当时朝野诿过避责的风气。这凸显的也是一种道德反思的人格形象。正是这样一种实践判断上的观念结构促使徐高阮在面临论战这样掺杂各色污浊手段的文化冲突事件时，很自然的将知识论辩提到捍卫道德价值、进行人格批判的强烈程度。而当时费正清亲共等文化政治事件及国府应对中美变局的决策举措则提供进一步的行动契机，激发起徐高阮观念人格中的国族救亡主题，在这一人格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再加上前述的思想差异，以及胡秋原与李敖等人之间日益剧烈而不堪的攻奸，这一系列的因素激发便导致徐高阮在论战中的著述行事走向知识欺诈乃至卖国欺诈的控诉，而有所偏离的控诉走向则再度反映了党国政治格局与左右对抗态势对学人著述行事的影响。（二）政学交错的建设思路随着两岸政局及关系的先后松动，曾经不得闻问的学术信息也渐通有无，徐高阮的著述得以在八十年代后流传海内，继而在大陆学科重建、文化热起的新时代日益获得关注，身后终由山涛论、伽蓝记而得传世，其学术史形象定格于一位著述不朽的学人；而政治史形象则由于左右意识形态与前后期行事的不同，有过一二九叛徒与国民党耳目的两样批判。这位与山涛一样深藏抱负、才识不凡的士人，在犹如魏晋南北朝一般变幻的时局中投身辗转，最终面目仍似零星散落，晦暗不明亦如山涛。傅杰在海豚版《山涛论》的《出版说明》中即引述“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一语作评。通常认为徐氏一生的轨迹，即是“先左后右”（谢泳语）、“由政治退入学术”（散木语）的单线流变。如果从其先后投入的社会组织及著述形式来看，似乎确是如此——即从早年的左翼地下政治组织、时评政论转入后来的国府学术研究机构、史述文论。但通过上述著述史的脉络梳理与行事、时局的关联考察，我们已发现当中更复杂多层的政学交错特征。后来的网际评论中也有人指出“自始至终，政治与学术在徐那里都奇特地扭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彼此注释。” 一方面，时局的动荡激发了他在前后期分别投身政治运动与文化论战、促使他撰写了不同的论争、论战文章，进而导致其人生途程的多番波折；另一方面，其行事经历及获得的时代感受却也使徐高阮有可能更敏感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著述旨趣、行事意图及背后复杂的时局变动，得以施展“了解之同情” 的史学解读。而在这种政学交错的左冲右突之上，是否还存在更深一层的东西？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曾指出：“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弄清它的真正性质。” 如果说这样一种交错特征反映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指向的是深层的诘问，那么它也需要从一种“繁复而辩证之思想的、社会的变迁与持续的脉络中加以探讨” 。通过梳理徐高阮的著述史及关联的行事、时局演变过程，在他的抗争与追求，行动与沉思中，我们也发现一种可称为精神底色的观念人格，对于这种观念人格的逻辑演变，我们通过上述以著述史为中心的关联梳理所得，可以再做一点最后的勾勒。一方面，近代中国的秩序裂变在消解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又相应地产生大批新式学院青年，另一方面，始终面临的危亡困境又促发多轮带有传统批判性与个体解放性的社会文化运动，进而激生徐高阮这样的新青年的精神自觉——在这种新时代的精神自觉中，传统士大夫那种对道德人格的价值期许并没有消失，而是结合新的时代因素，获得重塑。这种在时局激发下获得知识理据的自觉意识反过来又需要在时局的发展中寻找意义得以落实的领域来进行自我价值的确证，而当时战争与革命交织的时局、民族救亡与民主抗争的呼召，政党组织与学院机构的建制，则在行动契机、目标蓝图、组织载体上提供了相应的新的机缘结构，但前述多重因素之间内在隐含的冲突性也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逐渐影响到个体的作为。徐高阮在投身其中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渐明确其精神独立的个体首要性，另一方面其精神自觉的意义界定又始终与国族救亡的时代主题紧密关联，传统士大夫的忧国精神在此得到一种新的形塑。在这样一种交错的观念结构的形塑下，徐高阮的人格精神反映在其不同时期的著述与行事中。不过因时局、环境、阅历的不同，而有北平时期对救亡之策的内外抗争，西南时期对兴废之史的探究发微，台岛时期对近代人物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解、西方学人著述的翻译、对论战一方的批判控诉，乃至《山涛论》中对山涛躬身入局深意的阐发这一系列不同的呈现。具体到各个时期来看，在北平时期，左翼政党的革命要求虽然部分满足了徐高阮观念结构中的救亡主题，却日益明显的与其个体独立的诉求和国族救亡的优先目标产生冲突，进而导致徐高阮逐渐脱离这一类政治社会运动的领域，而新青年精神中的社会革命乃至民主抗争色彩也相应逐渐褪去，传统士大夫的忧国本色则更多的凸显出来。当自觉确证的精神追求在政党组织的政治行动领域受挫后，与传统士大夫思路更接近的国族本位、知识倾向便将其著述、行事逐渐引导到从西南到台岛时期的学院内知识探索，而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时代感受与行事历练则成为解读历史的一种特殊助益，加上西南时期问学陈门领受的史学心法，两相结合，使他得以写出深度阐发历史人物的精彩著述；同时，前述观念结构中隐含而逐渐凸显的国族本位及体制内建设倾向也影响到其著述思路及具体观点的阐发。而在政治社会观念上，社会民主抗争的思想逐渐被国家权威建设的思想所取代。而当台岛时期的学院生活中再一次出现社会文化运动的激荡时，徐高阮因学院内的著述活动又逐渐地涉入其中，并在此后的论战纠葛中再次因知识人格、国族救亡与权威建设的诉求而走向与另一种社会抗争派别的思想对抗和政治控诉，并在时局与论战的刺激下形成偏颇的民族国家至上的论述取向——多番的冲突波折不但没有消磨徐高阮的志趣，反而使其在抗争中一次次获得对自我道德人格的肯定，进而强化其观念人格中与此相连的知识理据与救亡主题，最终又促成更具体的著述行事指向。这一系列的著述、行事又在后来的时局变动及学风流变中逐渐获得相应多面的反响和评价。当中既有激烈的争议，也有沉静的思索，面目不一，却终归于一。刘述先在回忆徐高阮的文章中曾指出，徐高阮无论是研究古史、近代史，还是翻译西人著作，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在，即“中国的现代化”。但与其交涉的一些学人不同，在徐高阮这里，经由不同时期的时局变迁感受、政党行事经历与学院知识探索，这种基于救亡的现代化关怀最终更具体的呈现为一种注重借鉴历史、固守传统道德、强调政治权威、经济外交开放的全面建设方案。黑格尔尝谓经由他者认识主体，方以智也有一分为三、正反相生的“易馀”之说，而通过考察徐高阮的著述及相关行事，探究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而关联环顾其左右的多样人事、时局与身后的不同批评，呈现不同时期的交错影响。如果说，“当一个人在实践时，就是拿他原来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望，来和身边的现实世界碰撞，是与当下和在地紧密扣连的。而当一群人甚至一整个世代在进行集体实践时，他们所碰撞出来的就可能是具有时代特徵的世代自我实现了。” 那么，从徐高阮的著述及其与时局、各方人群的交涉、冲突，我们也可由此辨析出现代知识人及其背后分化交错、政教互渗、辗转递进的时代风貌。如果说借思想文化革命解决整体困境是近代中国反传统的知识人当中存在的根本弊病——一种将具体事实扭曲简单化的形式谬误，再加上论战中常见的与道德原则相背离的虚假做派、欠缺真实权威的魅力感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那么在上述关于徐高阮著述、行事及关联时局、周遭具体事实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思想文化与整体困境之间，或者说观念与秩序之间另一种更为繁复而辩证的关系，一种更复杂的精神形象。鲁迅曾经揭示过“两间余一卒，荷弋独彷徨”的精神意象，正可借用于此，解读徐高阮充满冲突张力的精神形象，并折射出近代中国的一种困境——在这样一种精神形象中，存在形式谬误的文化倾向虽然不是完全消失，但却在一种个体知识生产的著述行事与群体秩序生产的组织变迁正反交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一种不止于负面误导、而渐变为建设助益的交错关联结构。在这样一种新的结构中，传统因素与外来因素、知识生产与秩序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动生成的关系，彰显出一种历史传承、固有道德、政治权威、对外开放的整体建设思路；与此同时，我们由徐高阮发展中的各项冲突也看出，这样一种新的关联交错结构实际仍未完成——知识人格的独立保障与民族国家的良序建设仍然需要相应的自由民主建制与社会行动机制，而这些在此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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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超：政学两间徐高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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