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学人物志 近代中国，变动剧烈，内部系统危机叠加外部系统冲击，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道与学术为现代的天下时局所裂后，新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结构因素相继衍生，一方面开辟出新的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另一方面却也由此形成战争与革命交织、中学与西学激荡、对抗与建设争辩的分化互渗之局。同时，这种分化竞斗的局面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减弱应对外来整体冲击的能力，直到出现日军全面侵华的危局。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整体性困境。而在解决这一困境的思路上，我们看到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在失去与传统的系统性联系后，通过与“余存元素”及外来部分元素的“单体连接” ，尝试整合出不同的行为与思想模式，知识与精神系统，未必完全，却都丰富了我们解决困境的思考。 在这一人群实践的变迁过程中，常有“一些历史人物，在世时经历各种重大事件，始终处身时代漩涡中心，虽非显要，却是良好见证。……身后因时势变化，其名愈隐而不显，其事甚至湮没无闻。” 徐高阮身处这一时代，循士子新途往还于政党与学院之间，历经多轮政教变迁，与时代漩涡时即时离，其著述及背后的思想、精神、行事，也相应呈现出交错性的时代风貌。当中的进退行藏，评价得失，亦多有可作见证、值得寻味之处。虽然身后终以《山涛论》名世，然其人其文，仍如神龙首尾，一鳞半爪，难得详解 ，故略事搜检，冀于往复观照中辨其一隅。 查徐氏一生，大致可分北平、西南、台岛三段。北平时期入读北大、清华、参与“一二?九”运动，身兼左翼政治组织干部，组织文化政治社团，编辑校园刊物，撰写校内文章，并在《国闻时报》等报刊发文。西南时期细分三段，一为长沙临时大学一段，时徐高阮为清华哲学系三年级生，因旁听陈寅恪课而转入历史系。至昆明就读西南联合大学一段，继续问学陈门，除课堂作业外，并开始注意《洛阳伽蓝记》。联大肄业后一段，初次入职史语所，仍从陈寅恪问学，后因病退职；而陈寅恪赴海外就医后辗转回北平任教，徐高阮则滞留西南，未赴北平任陈寅恪助教，直到四八年赴台，再入史语所。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北平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外，开始逐渐转向学术研究，如用力于校勘《洛阳伽蓝记》，还曾研究红学问题。此外当有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书信来往。第三段为在台时期，直至六九年去世。这一时期的文字大致可分六类，一为洛阳伽蓝记研究；二为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以及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翻译等；三为外国著作的翻译；四为中西文化论战前后的文化评论等论战文章；五为与在台学人的往来书信；六为遗作《山涛论》。具体略述如下：一、北平时期 徐高阮早期的活动和著述与时局颇有关联，其求学北平之时正值战火纷飞、学潮沸腾的1930年代，徐高阮本人即投身其中，涉入颇深，故而其行事、著述亦需在前后左右之语境、情境中加以考察。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933年5月31日，双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正式进驻冀东。1935年，德国已进行七年战备，意图再起。日军进一步剑指华北，谋划五省自治。红军自1934年长征，此时已转入西南，国军则紧追围剿。另一方面，从 1932年8月到1934年秋，中共北平市委多次受到严重破坏。对于中共来说，当时的局势“一方面……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当时的左翼青年来说，“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 具体的应对方面，“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当年4月1日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华北面临被日寇吞并的危急形势，提出了“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个决议，反映了北方局政治路线开始转变。” 这也是徐高阮当时坚持的观点。 1935年5月29日，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出面声称华北频现反日活动并受国府指使，因此向国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何应钦提出关于华北政权人事任免、中央军撤出、党部停止活动、取缔排日书籍人员等要求。此后，冈村宁次及其中国驻屯军边谈边打，最终逼迫何应钦于当年7月6日正式复函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前述要求予以承诺，史称“何梅协定”。 虽然对于该协定的形式效力等问题仍存争议 ，但局势的严峻已摆在那了。 另一方面，当时的北平已是清末民初数十年新学制发展积累下的一个文教中心，当中聚集着南来北往的大量青年学生。在晚清到五四多轮社会文化运动的激发下，青年学生的精神自觉已经逐渐被调动与充实起来，由此形成的具备知识理据的独立人格需要更具体的实践空间来加以确证与发扬。同时，在五四到北伐的翻新激变后，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声势日涨，具备组织性联络的“社会”逐渐形成，许多人也不再满足于“个体”的“全人格”的“文化的觉悟”，开始转向“群体”的“政治”的“行动” 。借此，当时争衡中的政治力量正可将这群同样关怀家国又各具才情，身处不同关系网络的青年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吸收到抗争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中来，投身其中的青年也似乎成为了民族救亡与民主抗争两大理想事业及其历史意义的一部分。 在这一时局与群情交相激荡的过程中，“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 ，但社会大众如何在个体自觉的基础上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成为能动的政治主体，而非仅仅在或新或旧的口号纷争中成为一部分人主张的表面理据，却似乎很少得到必要的检讨，当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迅猛的组织力量、发起行动、造成效果，以充填应对危局的急迫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也许因为“与生俱来的热情与才情都是过人的”（傅杰语），当时还是清华哲学系学生的徐高阮并没有被深奥的玄思所限，而似乎很自然地投身到直接对抗而充满冲突性的政治社会运动，并在当中寻求更具体的主体自觉的感受与自我价值的确证。 当时因为国民政府当局对中共的双重围剿，中共北平市委多遭破坏，却也给了热情、才情兼具的青年士子一个发挥、历练的机会。清华的党组织在当时即坚持斗争，保全组织，先后由赵文璧、何凤元等人担任支部书记。徐高阮与蒋南翔等人则为党员。当时校内的党组织还通过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清寒食堂”等方式来发展学生成员。 宗安在回忆张宗植的文章中即描述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样的校内政治社团互相联络、发展组织：“张宗植早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一九三二年初秋……去北大旁听，然后又如宗植在《竹骡记》中所写：他又被当时在清华求读的表兄何凤元拉入清华园求读……又很快地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为其中主要的成员。这样，张宗植又开始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革命生涯。”而经受了组织历练的张宗植到之后——如张滢华转述的何凤元回忆所说的那样——反过来成了何凤元的“革命引路人，并且教会他不少隐蔽的斗争方法”，张滢华还说，何凤元“参加革命组织之快，全靠张宗植在清华河畔一番谈话的启发，他推想这大概就是指张宗植在《比邻天涯》一书中写到的这两段话：“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在工字厅前的池畔坐着谈论这事”而张没有要求何很快答复，但是没有等待很久，他也加入了“社研”。 如果说何凤元是由张宗植引领而入，则何凤元后来也已成为校内党组织书记，徐高阮当时还只是党员，虽然如当时清华的左派非党学生赵俪生后来回忆，徐高阮也算是“清华园中很早的共产党人之一” 。徐高阮在当时的主要活动还是在组织如社联这样的革命外围组织、主办《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校园革命刊物。他的才情在当中得到发挥，并将在政治实践中经受进一步的淬炼。而革命队伍交替轮转，作为一群富有才华与热情的青年，在投身一项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事业时，当也是各自进取的。 《赵继昌回忆录》中即提到：“全校有名的学生领袖或地下党的领导人……最有名的有高承志、张凤阁、徐高阮等人。……牛佩琮被捕后，高年级同学徐高阮把我们的社联小组恢复起来，这时同学杨德基和其他一些同学被捕了，徐高阮把张新铭和我召集起来，成立了社联小组。针对国民党的大肆搜捕进步分子，我们社联小组的战斗任务是揭发和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徐高阮布置我和张新铭谢墙报，揭发国民党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徐高阮还布置我们二人到学校附近的农村找农民谈话，进行社会调查，并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 后来徐高阮也因频繁的革命活动于1935年初被捕，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同时，随着卷入其中的程度日益加深，徐高阮在组织内也开始更多的面临到意见分歧。在1935年年初被捕后获释返平不久，徐高阮即卷入党内关于“北平问题”的纠纷。这场纷争一开始更多还是清华校内左翼学生的两种对立意见。黄秋耘在《风雨年华》当中即回忆：“当时的清华校园内地下组织有所谓“民先”，其内部后来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后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至于两派的分野，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的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 这里可见，徐高阮的思想在经历最初的热烈革命氛围洗礼后，逐渐在进一步的接触中凸显出自身的精神特征——更注重学理而非行动；更强调依托体制内开明力量而非社会大众；相对于社会革命的目标，更强调民族国家的立场。虽然这时候的倾向主要还是对革命理论与基于革命需要的上层联络工作的强调。 而这场纷争的背后，也有中共党内更高层分歧的反映。在1935年10月，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内部就采取合法请愿、发动群众还是继续搞北方苏维埃、武装暴动就发生过分歧。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均向中共河北省委作了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听取了双方意见，随后撤销了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到了1935年底，北平临时工委就在城区以中国大学、北平女一中等校为中心成立了北平学联。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 在党内出现纷争与调整的时候，国府于1935年又宣布成立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年12月，该消息传到北平，北平学联即借此发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从运动发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未必真的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组织，更多是出于救亡的强烈诉求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作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中共地下组织必须关注，加以领导的对象。毛泽东后来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演讲中便赋予了其历史意义，所谓：“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由此，投身其中的个人也自然获得生命价值的提升。 对于徐高阮来说，这种个体价值的提升也表现在，随着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正式成立，取代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学运，徐高阮也在1936年夏升至中共北平市委部长，赵俪生所谓“从革命外围跨入革命核心” ——散木文中称徐高阮担任的是组织部长一职，另外一些文献则称其为宣传部长 ，或许是有过职务的变动。 随着徐高阮等人在党内职务的上升，原先“北平问题”的纷争却仍然延续，并从政治社团内部发展到政党组织系统。1936年夏，彭真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鉴于北平市委党内及清华校内的纷争，当年8月，彭真来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情况 ,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 、徐高阮等人谈话 ,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 在彭真进行调查的同时，当年9月，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的蒋南翔与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徐高阮分别写信给中共北方局，表达各种分歧的意见。 徐高阮在信中对党内应对时局的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北平市委领导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形势下，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提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在这里，徐高阮实际强调了历史时机对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进而提出的“腐败官僚”指控和彻底换血的方案，却显示与党内高层的直接对抗，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引来更高层的反弹。 当时初到北方局任中央派驻代表的刘少奇“经过仔细研究，写下《关于北平问题》一文。从整个北方局和全党的角度对这场党内争议进行了总结。他严肃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错误观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现在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 到1936年10月21日，彭真也依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写了《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的文章，并在北方局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北平学委开始时由黄敬任书记，一个月后由蒋南翔接任。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1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再次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刘杰任农委书记，李俊明任文委书记，蒋南翔任学委书记。” 如此，原先担任北平市委部长的徐高阮及其代表的元老派就失去了对学运及相关组织的领导权。 但组织内的政治斗争结果并没有使徐高阮被驯服，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主体自觉及独立性的追求，并转向寻求另一方面群体力量的支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受彼影响，清华学子的徐高阮终服膺于“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论无条件的统一》）及风所至，王永兴《北方青年的回响》、齐思和《读书与救国》等都代表了清华学派的一些学者处世的姿态。……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无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 这也表明在党内路线斗争失利的情况下，徐高阮的著述主张及思想立场沿着原先知识与国族的侧重倾向日益走向一种在既成秩序基础上解决时代问题的思路，而与强调党派斗争的左翼政党组织在实践立场上逐渐拉开了距离。虽然在如赵俪生这样的左倾非党同学看来，这“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 ，成为刘少奇所谓“坚持错误的人”。 这种情况从1936年一直持续到1937年——如欧阳喜军在《学运与党争: 以 1937 年北平“五四事件”为中心》中所述，1937年五四纪念会上新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该事件后，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不料 ,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欧文认为“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已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 虽然徐高阮“也由于过人的热情与才情，使他在政治上因自有主见而屡经风波”（傅杰语），也第一次因时代风云裹挟中的论争而背负一种政治上的骂名。但“收之桑榆”，却也激发徐高阮的一种定力，去做“网罗群书”的“淡事”——散木所谓以“知识救国”，“由战士蜕变为学者”——具体来说，即是其在社会文化熏陶与政治运动激发下形成的精神独立的主体自觉意识，在经过时局与人事的挫折后，逐渐不再单纯的去寻求实践行动上的价值确认，甚至其知识投射的领域也不再局限于革命理论本身，而逐渐退守到一种似乎更单纯的历史文化的探索。这是到西南入陈门后的情况了。而从前述考察所见徐高阮侧重理论著述及联系体制内学人的倾向，也可看出他之后退向书斋的端倪。但政治之于徐高阮的学术，却又像不止于截然两分的对立，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这是又一层了。二、西南时期（一）长沙临时大学时段 不过，沸腾的学运也未止住时局的进一步恶化，学校被迫南迁。徐高阮先是南下上海，短暂入学沪江，后经武汉等地转往湖南。据王永兴在《怀念高阮》中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北平。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借圣经学院的房屋为教室。我当时是清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术，徐高阮兄是清华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我们同时选修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与高阮第一次听陈寅恪先生讲课。”后来他们就一起向教务长潘光旦申请转系。入历史系后，“高阮兄聪慧异常，称为天才，亦不为过誉。同时勤奋读书研究，他的读书作业和向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深得先生的称赞。选修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学生不超过十人、大都认真听课，认真读先生所指定的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先生从不在课堂上称赞某一学生，但对高阮是例外。高阮得到全班同学的钦佩。” 这是在西南初入陈门的情状了。陈寅恪时年四十七岁，刚经历陈散原绝食殉国的父丧，视力也已发生大问题，却仍认真授课，而徐高阮等人也是戮力向学，其时的读书作业等文章也可视为退向书斋后的一种积累。（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段 但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停止，战事的不力与既成秩序中的不堪仍会触动徐高阮的救亡思虑。转眼到了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侵华日军则进一步南下，南京在1937年底已经攻陷，这时又开始攻打徐州等处。南方的局面也日益严峻，学校需要进一步迁移。是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包括：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成立民国参政会；设立三青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等。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土地条例》；同一天，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组建。 到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后，徐高阮一面问学陈门，一面仍组织活动，发文议论。《程应镠传》中即记述：“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 此外，王永兴《怀念则良》中也回忆“.....在昆明这段时间，文林街先生坡流金（程应谬）、宗瀛（李宗瀛）的住所较宽敞，课余和节假日常聚会有六人：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和两位先生，翁才子（翁同文）也时常参加，谈抗战，谈读书，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则良又和王佐良先生合办二良学会，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不力。” 这番景象竟也像是《山涛论》中的竹林七贤一般，当中既有文神才思的往还激荡，也有过实际政治的组织抱负。 与此同时，知识探索的一面也日益显现。这一时期更重要的还是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到《洛阳伽蓝记》的校勘问题。陈寅恪1939年9月时已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发表《《读洛阳伽蓝记》书後》一文，当中即著意点出“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馀不复备论。”陈寅恪后来在1948年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中也提到：“寅恪昔年尝与徐君高阮论六朝人合本子注之书，因举洛阳伽蓝记为例证。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 这个“昔年”当即在此一时段。 王永兴《怀念高阮》一文也指出“高阮兄重别文注并校勘洛阳伽蓝记，亦即重刊洛阳伽蓝记，乃传世不朽之书也。其立志著述之始，由于寅恪先生之启发指导，即在昆明聆听寅恪先生讲课之时也。……在重刊洛阳伽蓝记付印前记，高阮兄自叙云：洛阳伽蓝记，志兴废哀时难之书也。民国二十七八年，中日战事方殷，余避地滇南，尚在学校。略从陈寅恪先生受业，因尝闻讲论伽蓝记传本文注羼混之实，及原书补注之体。” 所谓“志兴废哀时难”，未尝不是危亡时局中的一种忧国自陈。此书之校勘也可视为对国族兴亡主题的另一番思索。（三）肄业辗转时段 在当时不断演变动荡的时局中，政府与社会两方的政治力量仍通过三青团、CC系、地下党等不同的组织系统在当中展开争衡，如时任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的姚从吾即主张“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而作为活跃的左翼学生，徐高阮仍难免于与另一方的冲突。据王永兴回忆，徐高阮在临毕业前因与国府派来的军训教官冲突，被联大某教授（王文中所谓“德高望重、学术权威”之人）借此顽固坚持开除，遂从联大肄业；而在另一方面，徐高阮这一时期也因为坚持“异端”（赵俪生语）的独立意见，被中共最终开除出党。王永兴文中也不由感慨“高阮一生经历的挫折损害，亦异乎常人。”（王文未说这是哪一年，不过根据王文前面的回忆，他们是在1937年下半年申请转系，由三年级生变为历史系二年级生，则肄业当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 左右两方政治力量的先后损害，使得徐高阮经由问学陈门进一步退向学院内更单纯的历史研究。在此时候，正因为陈寅恪的“援救”，徐高阮被介绍入职史语所，傅斯年则让其实际仍从陈寅恪问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时陈寅恪为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 据王永兴回忆，“此后不久，高阮所在史语所迁居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居住二年，因居处极为潮湿，高阮肺结核病复发，不得已辞去史语所工作，由友人帮助，南去香港。这已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事了。此后，高阮又从香港北返上海，直至一九四八年，高阮从上海飞抵台北，重返他工作过二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而陈寅恪在这一时段则曾因战事滞留香港，后因眼疾于1945年9月赴英国求医，1946年经美国辗转回国，由江南而北上，重新任教于战后复校的北平清华园。徐高阮则始终未能回校担任陈寅恪的助教 。而被中共开除出党的经历也使徐高阮与大陆政治潮流的演变方向日益疏远，最终选择跟随傅斯年赴台，重返史语所。徐、陈二人从此先南北后东西的相隔，直到后来同年辞世。但这段时间，徐高阮仍有所著述。1947年，徐高阮在《人间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读〈红楼梦〉杂记二则》 ，对《红楼梦》中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提出新的看法——“‘从’就是三从四德的从，‘一从’是指熙凤闺中和初嫁守其妇道的时代。‘令’就是发号施令的令，‘二令’是指王熙凤执掌家政操纵一切的盛日。‘人木’就是休弃的休，‘三人木’是指凤姐时非事败致遭遣归的末路。”关于此题，亦属红学中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胡适1920年代的红学文章中已提到：“第五回……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红楼梦》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 而大陆鼎革之后，赵常恂、吴恩裕、严明、周策纵、吴世昌等海内外学人又陆续提出各自看法；但在徐高阮，则似更多属于偶为之作。不过，如果延着徐高阮之前的著述脉络梳理下来，则此时徐高阮的文章才情从抨击时弊的革命论述转而呈现为情思稠密的红学札记，一方面或许与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熏陶有关，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视为其当时心境的一种折射——所谓“哭向金陵事更哀”。 在徐高阮飞离大陆的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于年底先后开打。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应徐高阮之请写下《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当中称：“徐君谓鄙说不谬，遂校定杨记。近得来书云，将刊行之，以质诸世之通识君子，并徵序言。寅恪请更推论，以复徐君，不知徐君于意如何？”则徐高阮当于该时段初定此稿，有书信寄往陈寅恪求序。但也许因为时局的动荡，《重刊洛阳伽蓝记》的发表已在大陆鼎革之后。 除了因《洛阳伽蓝记》研究等问题继续问学于陈寅恪，徐高阮在这一时期还与钱钟书等学人有过交往，也可见其红学研究背后更多的文学才华与兴趣。李怀宇《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一文中提到“钱锺书先生在学校讲课时，王勉先生刚好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先生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先生、许国璋先生。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王勉先生到上海，徐高阮先生带他去钱锺书先生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 。两人的相识大概是在钱钟书联大教书时候，两者间或许也有通信等，只不过后来暌隔两岸，不得相问了。钱钟书著述中似乎也未见提及。倒是王勉在1980年代还做过《七缀集》的责任编辑。 此外，刘述先的回忆文章还提到徐高阮当时曾与其父刘静窗多有来往，还曾当过刘述先的家庭教师。四九年前后刘述先一家由广州赴台湾，徐高阮亦加照应。刘静窗本身是一位由儒归佛的传统学人，《熊十力论学书札》中即收入多封与刘的往来书信。 至于学校的同窗好友，除上面提及的鲲西（王勉）外，如王永兴后来回忆“从他离开昆明后，高阮与我通信不多。抗日战争时期，邮电通信都很困难。高阮到台湾后，更无从通信了。”则应仍有书信往还，只是可能不多。激荡校园中的竹林诸贤自此星散天涯。三、台岛时期（一）史语所刊文 到了五十年代，仓皇南渡，人心惶惶，多顾不暇。国民党政府在台岛施行的白色恐怖，则使社会日益弥漫隐晦阴沉的气氛。徐高阮也如一身藏海，仿佛无声无光 ，只有《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一文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史语所集刊刊发 。当时似乎也未引起多少注意，到新世纪后才见到有所征引。 《重刊洛阳伽蓝记》则出版在一九六零年，为史语所专刊，距离陈寅恪作序之时，却早已是翻天覆地，远隔两岸的景况。当年校中相识如鲲西（王勉）后来在《感旧之余的话》中也感慨：“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有为他的学生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写的序文一篇，序作于一九四八年，是时陈先生已病目，助教汪君篯（清华三八级历史系）据口述笔录。徐君重刊本迟至一九六○年才初版刊印，两岸暌隔加之六十年代后期陈先生的遭际，料定陈先生并未能亲见在他指导下徐君最后定稿的出书，这是很可惋惜的。” 不过，此书在当时却影响到另一位当年反对左翼学运的清华同学，即同样兼具坚忍、雄心与率性的精深史家何炳棣——1964年当何炳棣“正为如何“走出明清”而焦虑时，作为老同学的徐高阮从台湾寄来经其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一书，何立刻发现本书包含着中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后写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这一被余英时赞为“才大如海”的雄文。 （二）近代思想人物研究 徐高阮在台湾的身影此时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纯粹学人，枯守在史语所，但却几乎不见中古史研究的著述问世，最后绽放光芒的《山涛论》已是遗作。这一时期的徐高阮主要转向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虽非原来擅长的中古史，但仍有一些显露才华的创见，而当中着力阐发的内容，则是与左翼革命抗争思想似乎相反的另一种经世致用思想。这种著述领域的转变似乎显得有些突兀，但我们也注意到，徐高阮当时曾发表《罪己的呼吁》这样的文章，直指国府失守大陆、败退台岛的根源在于自己，而非中共、苏联亦或日本、美国 ，并斥责时人避责诿过的风气，显示其仍有的忧国情怀与反思的趋向；若由此转向对近代以来国人思想得失的检讨，以及寻求更切近时局与救亡需要的建设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转变。 与其有交往的在台学人王尔敏，后来在访谈中也专门提及徐高阮的这一系列著述，如《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资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曾国藩的外交观念》（《世界评论》第一年十七期，1963年1月）、《严复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之批评》（台北《故宫文献》第1卷第3期，1970） ，此外还有《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大陆《学术研究》 1988年01期作为遗作发表）、《《建国方略》的再认识》、《中山先生对财经问题的两点基本意见》、《略谈研究中山先生的几件初步工作》、《中山先生对财经问题的两点基本意见》、《董同稣先生小传》、徐高阮辑注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等 。 此外，徐高阮当时在史语所，且可能因傅斯年的关系，因此与1958年后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多有来往，协助胡适做过一些文章的翻译，在胡适去世后还担任胡适遗著委员会委员，故其著述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胡适研究。当中包含的方面较多，如胡适思想分析、胡适著述编目、胡适英文文章及相关外文文献的中译。胡适研究的文章如《文星》杂志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这算是篇带有论战性的文章，涉及到后来的一场混战。另外，还有关于傅斯年的文章，如《傅斯年先生的最后论著》 。胡适当时有些英文文章，即由徐高阮翻译发表，如《中国传统与将来》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 此外还有虽非胡适本人文字，但与其相关的外文文献的翻译。如当时在中研院担任胡适助手的王志维在接受陈漱渝采访时曾回忆过，徐高阮在胡适去世后曾受江冬秀之请翻译过一部分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英文书信。 编目方面，徐高阮还编有《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后来大陆学者季维龙也编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及与曹伯言合作编著的《胡适年谱》，目录当中收录胡适的中文著译2900多篇，较徐高阮所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多了1000篇。 这也是学术进展的常态。而徐高阮的工作则可算一种初始的积淀，自有其贡献所在。 这批著述中，如王尔敏认为最精彩的论严复之作，即着力阐发“严复译作的经世之心”，并指出严氏“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变”。从严复译作标题的改变考察严氏思想的转向，从强调“自由”转移到强调“限制”——所谓“权威主义”，这毋宁也是徐高阮思想演变的一个轨迹，即从通过对秩序的抗争激发救亡的观念转向在维持秩序的基础上推动改良建设的思路。 其他如康有为、孙中山、胡适研究等，也重在阐发当中的物质救国、利用外资、固守传统道德等稳健建设的一面。对于当时孙中山、胡适的偶像化，徐高阮多有不满，认为如此只会流于无补于实际建设的空谈，转而“极力呼吁政府落实国父遗教中与民生有关的全面利用外资之实际计划、与外交有关的独立自主、求和不求战的方针。他并极力强调……对固有道德的肯定、胡适对孙文和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尊重，及……包容、团结。” 对于久被认为落伍的康有为，他也加以发扬，认为：“康有为早期的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他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一大部分之真实性的大胆怀疑与判断,他对于孔子精神的一种革命性的解释,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不能省略的题目。”同时，率先注意于“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康有为后期思想，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 并认为“有为的后期思想包括了一种历史见解，就是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有为的这种历史见解与中山的历史见解也是相通的。而作为历史家的胡适 , 尽管他也曾几乎抹杀了有为的后期思想，却与有为对于中西文明的差别提出了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解释，因此有为与孙中山及胡适可以说还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见解。这是胡适晚年有机会亲自承认的”。 在这里，徐高阮实际通过对思想文本的辨析解读，将冲突各方的思想归摄到一种与时代发展更相应的思路上来，考虑的路径也不再限于政治或文化的单面抗争，而涉及从政治、道德到经济、外交的全面建设。这未尝不可理解为徐高阮对自身既往左冲右突的行事、著述作了一种反思和总结——即在精神自觉的投射方向由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转向历史研究的知识领域后，徐高阮的观念人格中那种与其知识性主体自觉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国族救亡主题在此呈现为一种更趋收束、具体、实用的指向。 不过，虽然这批著作实际颇有建设性的创见，但在当时政治肃杀、学术低沉的环境中却难有更大的反响。与其后来多有交往的刘述先在回忆中也提到：虽然“独具慧眼”，对“未曾受到充分的注意的”孙中山等人的一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反对但“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可谓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在当时未曾引起任何反响。” （三）学人书信来往 与上述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凸显的那种思路、指向相应，徐高阮此时的生活轨迹似乎也趋向内敛收摄的单纯学林往还，直到六十年代初起。我们从当时徐高阮与一些学人的书信往来中也可见得一斑。 1、与胡适书信： 徐高阮在台与胡适早期有较多来往，从上述胡适文献的相关研究、翻译工作也可看出，此外两人也多有书信往还。查《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上、中、下三卷共收录胡适致/复徐高阮的书信9封，可惜没有附录徐高阮方面的书信。叶乃治研究论文中则提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所藏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的档案（档号：HS- NK01-018），当包括徐高阮致胡适的书信。如文中提到：“1963年徐为胡适纪念馆事与人商议，往来书信……1961年徐高阮在致胡适函中提到与费因学术知交。”“1961.11.22徐高阮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姚从吾先生和毛子水先生商量把您六日的演说译成中文，并要我作这件翻译工作。……因此我只好找我的朋友李敖先大胆译出来看看。昨天我把李敖的译稿改过抄过，现在我想请您看看这个改抄过的稿子」。档号：HSNK01-018-014，册名：与徐高阮的来往书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 朱正《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则提到胡适“致徐高阮信，谈及荷泽大师神会，说：“我记得‘荷’是‘负荷’之称，与‘荷泽’无关”穴第26卷第709页第6行雪。末句应作“与‘菏泽’无关”。“菏泽”是地名。...” 这是一封谈禅宗史问题的书信，涉及胡适研究过的神会和尚的问题，徐高阮当也有回复。 2、与董作宾、李济书信： 徐高阮赴台任职史语所图书馆管理员，后为副研究员。傅斯年在1950年去世后，董作宾、李济先后担任史语所所长，故有交往。西泠印社拍卖公司2014年曾拍卖一批信札，当中包括：1.徐高阮致李济信札一通一页。2.徐高阮致董作宾信札二通三页。（中研院史语所用纸，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日；另一通落款日期为八月二十日，主要为代借史语所藏左宗棠全集等事。） 3、与李敖的往来： 当时的台湾，一面是国府戒严下的白色恐怖，一面则仍有不断的社会抗争。从《自由中国》、《民主评论》到《文星》等文人论政的传统在大陆鼎革，士人南渡后仍然持续不断，而中研院身处两者之间，也时有不同的呈现。当时的徐高阮，除院内学人外，或许因胡适、姚从吾等人关系，在前期也与李敖等有所来往。上述所引书信片段中已可见到，且当时徐高阮还称“我的朋友李敖”，并为其修改译稿。李敖的文章中中引述过一段日记，当中也提及两人的来往：“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五十、八、二七。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既然是李敖回信，自然有徐高阮的去信。当中也可见出徐高阮当时正注力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此外，徐高阮后来文章中也提到“在1961年底如何帮李敖修改文字，帮他对文字中的不妥当、欠通甚不雅、陈滥，作些删削、润改。李敖原用《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胡适》为题，徐劝他断然删掉前面六个字。梁实秋则以「李敖写的学术性文字流利」为由，推荐至中研院史语所任职等事。” 后来李敖以胡适名号标榜弄文，徐高阮则认为其对胡适问题未必清楚，多有指正，那是后话。 4、与其他在台学者：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05月曾开拍一批徐高阮、孙家骥、顾澹明、逮剑华致友朋信札，近现代写本，4通8页纸本。其中包括：徐高阮致张圣述信札1通1页。信中通报寄去一册《自由中国评论》。（四）西学翻译、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历史地理 徐高阮的英文早年即不错，时人回忆也有提及。在大陆期间似未多见发挥，在台岛沉潜学术，反有所用。除上述胡适文献的翻译外，徐高阮还翻译过斯文赫定《漂泊的湖》、肯南《美国外交政策》、米契尔《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创者——吉尔曼》、Koch《危机时代的哲学》等涉及西域史地、外交史、教育史、哲学等不同人文领域的西方学人著述。 而徐高阮所选择的这些学人也多称得上一时之选，如斯文赫定是与伯希和等齐名的西方早期汉学家；乔治-肯南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所谓“用八千字电报挑起40年冷战”的著名外交官，一位“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外交信条”（基辛格语），却更适合待在普林斯顿而不是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美国外交政策》即为其多次再版的经典，其名文如《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如今大陆学界也渐引起关注。由此精当的翻译选择也可见出徐高阮多方面的关注与超出时代的见识。 除此之外，徐高阮在台岛时期的著述还偶尔涉及从上古神话、红学研究到历史地理等多个领域，目前所知如《关于《红搂梦》第六四、六七回》（载《阳明》杂志第25、26、28、29期，1968年第1、2、4、5期）、《昆仑丘和洪水神话》（载《中华》杂志 1969年第7期）、《昆仑丘与禹神话》（未刊）、《金沙江与长江》（载《中华》杂志1966年第3期）。 这些翻译和研究在徐高阮的著述历史中虽然更多属于相对次要的偶作，但所涉及的领域及精选的著作却也可与前述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阐发的那种既对外开放又传承传统的整体建设思路相互映照——如刘述先所指出的：“根源于同一样的出发点。他对新疆地理的兴趣，是与他对实业计划的兴趣一贯的，他对美国外交的兴趣，与他对中国现在国际上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而看似与以往关注领域不太相关的上古神话研究或许也是受了当时史语所领导董作宾、李济这两位上古史专家的影响。但如刘述先所见，“这种绝不拘限在一个既狭而专的题目做饾饤考据的的工作，可谓与周遭的学风格格不入。” （五）中西文化论战 在大陆所见关于徐高阮的不多文字中，似乎多是前半生风云政治、后半生隐没学林的形象，从前述的史语所刊文、外文著作翻译及学人书信往还来可看，似乎也是一味沉潜的轨迹。但徐高阮终究是溢满热情与才情的人物，时局变迁激起的社会文化波动终究还有激发其人的可能。在经过仓皇南渡的五十年代后，台湾社会演进到惊魂初定的六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已逐渐“从1950年代严厉肃杀的禁制中松绑”（郑鸿生语），各种文化资源、思想萌动逐渐冒出。郑鸿声即称六十年代是现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是“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時代”，带着“1930年代的大陆氛围”。对于从1930年代时代风云走出来的徐高阮，自然不会没有触动，从前述翻译胡适文章引起的风波及与李敖等社会文化人士的交往已可窥见一二。此外，如刘述先还提到，当时他与成中英等台大学生曾创办《思与言》的校园刊物，发表诸如思想自由、民族心理等关心中国前途的读书文章，也引起徐高阮的关注 ，或许也勾起徐高阮对当年校园办刊的回忆，在这群年轻人身上依稀看到自己与清华好友当年的身影。 当我们查考徐高阮这一时期的著述时，便会发现通常未予提及的一段往事 。这场纷争也与前述的学人往来相关，因一二细故而起，却因关联到时局、社情的波动，终于激成一场涉及多方、持续经年的论战。当中徐高阮的文化评论等论争文字，多见于《文星》及后来的《阳明》、《中华杂志》、《文化旗》等刊物。这场混战也夹杂内外多样的因素，折射时代变迁的光影，当中引发的一些效应似乎还延续至今，余波未消。 自近代以来，对于敏感于文化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及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由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争，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大讨论，中西文化的激辩总是伴随着时局的刺激而不时的出现。在六十年代的台湾，在时局上，外部大陆革命正盛，内部国府高压控制；在文化上，原先在大陆分化论争的两派学人也先后赴台，并在应对时局的话语实践中先后出现《自由中国》、《民主评论》、《文星》等时事文化评论刊物。这些媒体及相关知识人的著述一方面是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压制，另一方面在涉及中西文化问题时则仍延续彼此间的对立。在这当中，西化派因反威权、反传统问题与坚持一党集权、标榜儒家伦理的国府当局常有对立，而传统派则与国府在文化立场上较为接近。当时由胡适、李济等西化派主掌的的中研院也不免要受到前述多方面的影响。 在徐高阮本身来说，虽然从其前述的著述历史来看，并未直接涉及多少中西文化论争的方面——虽然在梳理徐高阮关于近代思想人物的研究著述时，我们也注意到他对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的阐发，但入台以后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学院生活却也在前述时局与周遭的变化中逐渐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当《文星》杂志于1957年创办时，徐高阮尚与李敖等人来往，但更多涉及近代历史人物、英文名词翻译等单纯的学术探讨；而到了1961年，当李敖等人决定掀起一场新的中西文化论战时，徐高阮就因前述来往而逐渐卷入其中。李敖最开始引发争论的那篇《播种者胡适》，便是徐高阮帮其修改题目并引介到《文星》杂志发表。之后，徐高阮翻译的胡适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又紧接着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等文章在《文星》先后刊发，高谈西化反传统论调。因应于此，传统派中如曾任职国府中枢、后为新儒家门人的徐复观，以及曾任《中央日报》主笔、时为资深立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胡秋原等则在《文星》等刊物发文反驳。李敖、居浩然等人又继起攻击，论战由此激荡。虽然一开始受到围剿的主要是李敖、胡适、胡秋原、徐复观等数人，而徐高阮随后于1962年在《文星》刊发的《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也主要是为“「全盘西化」这个名词作历史考证”，替胡适的观点作一点与“全盘西化”不同的区隔。在该文中，徐高阮提出要救中国就必须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认对旧的文化要採取一个评判的、重新估价的态度。 这显然是一种更加持中的既传承又开放的立场。此时的徐高阮还只算是间接的涉及这场纷争。 徐文发表后没多久，胡适就在一场中研院的酒会演讲中倒地去世，而此事也关联到前述由徐高阮翻译，后来引发批评的那篇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胡适去世后，徐高阮尚担任胡适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征集研究组组长，并由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升任副研究员。 但徐高阮身上那种北平时期已凸显出来的不论派别、知识求真的取向始终还在，终于引发与注重文化政治斗争的西化派文人的正面冲突——徐高阮于1950年代便注意到殷海光对一英文语词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翻译有误 ，而“经指出误译后，殷海光及李敖出版的书，仍沿用不改，让徐高阮认为这是有意文过饰非，言伪而辩，实在不可原谅，所以把战火延烧到他们身上。胡秋原就认为，徐高阮与他们若干人原来有交往，发现不对之后，先作劝告，劝告数次无效，才作批评，批评以后，仍然讽劝，等到这一切都无效以后才正式攻击。……而殷海光则认为徐高阮、胡秋原等人是学术其名政治其实，对他做不当的人身攻击，一直缄默以对，才酿成双方形同水火不容的敌视地步。”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李敖、居浩然、許登源等人以极尽刻薄之行文攻击胡秋原等所谓英文、名词、概念问题，这一系列的举动也可能引起徐高阮的反感，故而反向攻之——1963 年 3 月，徐高阮便借发表的傅斯年教育语录提醒李敖等《文星》作者在论战中语气、文风的不当 ；而殷海光虽然没有明文参战，却曾去信李敖表达支持，且一直旗帜鲜明的主张西化；从徐高阮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所凸显的经世致用思想来看，殷海光等人的文章毋宁多属无助于国家发展的空言，更近于“假借胡适的名来发挥一种专断主义”，故而也受到波及。由此，徐高阮与李敖等人的矛盾激化，进而转向与西化派的论战。 卷入论战后因涉及的方面、因素愈来愈多，泛起的纠葛、纷争也日见繁复。胡秋原等退出《文星》作者，转而创办《中华杂志》，徐高阮的发文阵地也相应转至该刊以及相近的《阳明》、《文化旗》等刊物。试引徐复观一信可见一斑。徐复观《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提过：“去年我曾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李济之先生，寄给《中华杂志》发表，但徐先生把我信里面许多的坦率话删改了……使我对他非常不满。 但因为他在学问与做人的态度上非常严肃， 我依然保持对他的敬意。他是东汉的名节中才能发现出的人物。他的爱护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可以说无微不至。但学术良心，毕竟战胜了他的团体利害的意识，也使他不能不开口了。这便鼓励了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勇气。” 则此时徐高阮已在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兼任编辑，并与所在的新组织出现又一次不同立场、观点的分隔，而在另一方面的人物看来则又显示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凸显的则仍然是一种严肃的“学问与做人的态度”。 “1968年10月，徐高阮接著在《阳明》杂志第34期，发表《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一文，…...同年11月，又在《阳明》杂志第35期，发表《李敖、王世杰的故事》……甚至在1969年2月（徐逝世前8个月），于《阳明》杂志第38期，仍发表《知识诈欺案进一步检讨》，把以往揭发的经过列成年表。” 到了后来，李敖甚至于称“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 。同时，李敖等人对徐高阮也展开相应的“学术诈欺”攻击。 当中纠葛繁多，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中也说“殷氏与徐高阮、许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 ，此处只是略作引述，倒是后来叶乃治对此段历史有过专题研究，当中提到的文章线索可作查找，如：《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评伦敦「中国季刊」的台湾特辑》、《我控诉，出版界卖国者》、《共同知识诈欺举例（续）─特告台湾大学师生》、《正告联合报发行人》、《驳论对费正清的附会》、《读何浩若先生「国际现势分析」第三辑》、《从学艺全局看中文奖案》、《学艺培植重于奖励》、《太平洋学会给钱某论价信》、《维护学术独立，确保学院清洁》、《李敖、王世杰的故事》、《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当前意义》《关于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会」的问题！》、《认识尼克森新理想主义的启示》、《华冈?南港论》、《四个月来的遭遇和反应》、《重读学术独立计划后记》等，分别发表于60年代的《文星》、《中华杂志》、《阳明》、《文化旗》等杂志。 纷争的加剧导致论战“偏离主题，夹杂著笔墨官司与诽谤讼案，使徐高阮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指控者。” 此即后来所谓的“卖国控诉”。既然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免又关联到时局的变化。当时的国际上，中共成功试爆核弹、美国陷入越战泥潭，费正清等学者更在1966年春的美国参议院作证发表亲共言论，引发国际反响，对于台湾的国府当局来说，正是需要警惕应对的时期。而《文星》、李敖等西化派的政论文论背后，又是郑鸿生所谓美国冷战时期自由文化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影响，以及曾被当局视为严重威胁的《自由中国》、雷震组党案的余绪，当中多有海内外的声气相应 ——在究心于国史兴衰，翻译过乔治-肯南著作的徐高阮看来，则已造成“一种以台湾独立为过渡，而最终併向共产国际的民族沦丧的危机” 。因此，徐高阮便藉由“胡秋原所创办的《中华杂志》、私立文化学院教授史紫忱发行的《阳明》，及导演邹郎所发行的《文化旗》等杂志，呼吁社会、政府关注《文星》、《联合报》、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亲共阴谋”，进而引起国府当局对被控诉者的行动。 徐高阮在此时还编译出版了《费正清与毛共》这类书籍。这时的徐高阮，仿佛又回到北平时期的那番景象，如他在北平时的著述主张一样，要“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莫再傍人门墙……树立起自己的意见”，并如当时一样，基于观念的分歧而要提出类似“腐败”定性的“欺诈”指控。个体独立诉求与国族救亡主题的观念结合再次发生作用，但在这一场新的社会文化运动的纠葛刺激下，具体的著述与行事却演变为与另一种具体政党的时局需要相联系的政治行动——其观念结构中原有的国族救亡主题与后来著述中阐发的权威主义的秩序限制主张、冷战遏制思想、“现实主义”的哲学立场（刘述先语）在论战与时局的激发下由此获得更具体的一种实践指向。这在当时及后来也引发了相应的批评和争议。 当然，时代躁动，翻腾上来的各色形影也是斑斓。当时一些标榜弄文者所写的各种东西，今天回过头看不知还有多少价值，而其中的行文、行事也令人觉得诸多不当——胡适便批评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而黄宝实当时在调停文章《弭兵停战议》中也批评“论战论少战热，流于有战无论”，反而与同时表达中和立场的梁容若等人被李敖、居浩然等人在“热战”中一并纳入恶毒的谩骂。发展到后来，李敖、居浩然等人的“热战”甚至发展到犹如文革一般揭批黑史的人身攻击，进而引发与胡秋原一方的法律诉讼。——也许就如林毓生后来批评的那样：“这些人的言论与著作，实际上，除了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危机以外，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成中英也就此指出：“中国人讲了半天理性，但是对自己的价值间接的、直接的、潜意识的、有意识的，还是那么坚持，甚至于都不知道是在自觉地坚持……这个情况在知识分子里面很容易出现。一讲自由就非常极权。” 需知启蒙是自我立法、理性自主，法治也需明确法律只是行动理由提供者，没有稳固这一内在化视角，加之市民社会的公共熏养在中土尚为浅薄，所谓启蒙很容易蜕变为变相的蒙-启，表面的高论也经常在实际上沦为旧时文人的构陷私斗、扭曲恶态。（六）《山涛论》 论战纷争持续经年，最后仍是混沌一片，而徐高阮也在六十年代将终了的1969年10月9日去世。同年，张君劢在美国、殷海光在台湾、陈寅恪在大陆先后辞世。徐高阮去世后，《中华杂志》、《传记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刊发了胡秋原、王恒馀、曾昭六等人的十多篇纪念文章 。当年稍晚，遗作《山涛论》在史语所集刊发表 。 但《山涛论》究竟写于何时，似乎未见到明确的记载，王永兴回忆说是听陈寅恪课时受到的启发，但是否即为当时所做？或即是毕业论文？如是，似不应迟迟未发表，因在四十年代更不用说到台湾后仍有其他著述发表，且在台时已有较为安定的环境，如此推断，或仍是台岛时期的作品。中华版内页有山涛论手稿一页彩照，当中似无日期。 而此时徐高阮的其他公开著述却似乎与此不甚相关，此点也是令人有些玩味。但我们似可注意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在五十年代已流出海外，且当时董作宾离台赴港，可能已见到并回传海外同仁。而徐高阮与董如前所述，有同事关系——徐高阮在此时期担任过史语所图书管理员，而董作宾在赴港前担任史语所所长，赴港后两人仍有书信来往，且涉及大陆图书采买事宜 。而陈寅恪《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也有“所南心史”之语。故徐高阮也有可能当时已见到陈寅恪的新作，受到感发，继而撰写《山涛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