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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有较大争议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写进了草案。而在此之前，要求子女经常回家看望老人的条款该不该入法？曾进行过较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该条款不具备可操作性，影响法律的权威性。（6月27日《新京报》） 正方：弘孝意义大于具体操作 志 灵 “常回家看看”的确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写进法律并不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规定都必须是可操作性的，法律必然会有一些看起来“没什么实质作用”的宣示性条款，立法者希望借助这样的条款来表达对法律条款所宣示价值的肯定。与此类似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婚姻法关于夫妻有同居义务的规定，即便当事人不履行此项义务，法律也不可能启动强制程序，但这并不妨碍婚姻法的权威。 事实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影响法律的权威性，而是法律所宣示和倡导的这种价值取向，如何变成实践中人们的自觉行动？对于立法者而言，其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条款不具有强制的可操作性，更要比“局外人”深谙立法过程中关于这样的条款是否写进法律引起的争议。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依然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将“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说明立法者对现实生活中“不回家看看”的现象感到异常焦虑。 虽然可以对“常回家看看”进行宣示性规定，但法律的作用也仅仅限于宣示性，决定了这样的义务只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就像婚姻法可以在法条中传递出“你应当爱你的妻子”的价值理念，但现实生活中个体是否爱自己的妻子，完全是一种道德义务，属于当事人的自由，法律不能强制更无从强制。法律规定的这种“无奈”是一种必然，因为法律只可能是底线的道德，更多道德义务的履行需要靠社会舆论和环境去引导。 从一定意义上讲，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空巢老人”和需要父母“常在自己身边”的“留守儿童”，其实是同一类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不一定来自亲情的淡漠，而是社会的巨大变迁。 人口的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一对年轻的夫妇要面对4个老人和1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之下，作为履行“常回家看看”道德义务主体的年轻夫妇，其最应该履行的是供养家庭生存的义务。当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生存的压力一股脑地袭来，足以让人应接不暇时，精神上的慰藉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对于需要慰藉的老人和履行慰藉老人义务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如此。毕竟，“常回家看看”，与老人共享天伦之类，不仅是老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年轻人的精神需要。只有社会不断地创造条件，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再总是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焦虑时，精神诉求的满足才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这显然不是一个宣示性的法条所能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市民） 反方：恐难解“空巢”之苦 孙瑞灼 “常回家看看”入法凸显我国法律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和权益的立场，但是，没有强制约束力作为保证，“常回家看看”入法恐难免沦为一场道德劝诫，难解“空巢老人”晚景之悲凉。 草案虽然将“常回家看看”规定进法律，但并没有规定子女“不常回家看看”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一规定只是一种鼓励引导性的规定，而非强制性、义务性的规定，违反这一规定也未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不常回家看看”又能奈何？因此，缺乏强制力作后盾的“常回家看看”，很有可能沦为一场一吹而过的耳边风。其实，对于多数的子女而言，他们并不是不孝之子，他们并非不想“常回家看看”，工作的压力、城市里打拼的辛苦、两地分居的艰难，这些客观的因素制约了他们“常回家看看”。这些客观的因素不改善，徒求子女“常回家看看”恐怕也不太现实。毕竟，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家庭规模的日趋小型化，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我国目前已有1.67亿老年人。其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显然，空巢老人问题的解决已不仅仅是子女要常回家看看这么简单，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政府在帮助解决空巢老人生活困难上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老年社会服务建设，兴建社区服务网络，完善老年服务中心和老年护理中心等养老设施，推动和发展老年文体活动，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同时要发动社会力量，发挥志愿者组织的作用为老人服务，串门与老人聊天，增加老人与社会的接触。 （作者单位：福建省总工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