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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一直到社会，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有的和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和生活也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人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那些知识对自己是重要的，那些知识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社会上总有一些人通过忽悠，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也都希望收入多一些，自己的生活好一些。这些都是个人的事情，和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某个人做的事情更有意义，自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尊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不着大力宣传，人们也会争相效仿的。如果某些事情说起来无比神圣，比如“灵魂的工程师”、“最可爱的人”，可是从事这些职业后，生活状况却索然无味。恐怕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多少人愿意长久干下去。这并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因为他们在选择职业时，受到了某些忽悠的干扰。 年轻人没有多少社会阅历，难免被忽悠。整个社会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被忽悠呢？这或许就和整个社会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了。社会发展有很多偶然性，其中就有一定的欺骗性。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就搞了一个“拜上帝教”，说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这不就是典型的欺骗吗？很多人受骗，并不一定真的相信“拜上帝教”，而是更相信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每个人看重利益，是好事，也是坏事。太平天国描述的社会只能是美好的想象，很多朴实的农民信以为真，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洪秀全自然要担负主要责任，受欺骗的农民虽然可悲，但也有一定的责任。好在太平天国很快就失败了，骗局被揭穿以后，自然就没有人相信了。 而有些社会体制，维持的时间就比较长，比如前苏联。苏联的国家建设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是，苏联的领导人就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并且要和美国一较高低。在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苏联外表的强大，却无法掩盖其内在的社会矛盾。谁也没有想到，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刚刚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克里姆林宫上的飘扬的苏联国旗就黯然落下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苏联的亡党来也是如此。只是这个忧患到底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能弄清楚。中国那么多朝代，没有一个朝代不在乎权力，没有一个朝代不灭亡，就是不知道真正该忧患的是什么。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是个很好的思路，只是后来没有多少人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赵匡胤担心武将夺取他的皇位，朱元璋害怕宰相分散他的权力。只是他们防来防去，都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宋朝建国以后，军事力量一直不太强，对外战争几乎乏善可陈。明朝君臣之间长期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宦官弄权。崇祯在煤山吊死的时候，是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历史证明，那些总是忧患失去权力的政权，没有一个不失去权力的。 因为政府从来不应该是某些人的，无论怎么忽悠都没有用。苏联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只要是某些人的政府，他就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民众为什么要拥护这个政府？几乎每个政府都会信誓旦旦的承诺，在自己的正确领导下，国家一定会强大，民众一定会幸福。于是，就会不断地宣传，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家建设一日千里。有一部分人，只要自己的生活能稍好一些，无论宣传什么，他们都会信以为真。可是，广大民众不可能因此就过上好生活，社会矛盾不可能因此被掩盖。民众对政府的治理越来越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按说政府就应该自动解散。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这种现象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找到这种现象。中国的各个朝代末期都是抱残守缺、垂死挣扎，所以才会爆发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于是，美国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率先破除某些人垄断政府权力的先河。他们组建了两个党，让民众选择。民众觉得哪个党执政好，就让哪个党执政。这和轮流坐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执政的选择权在民众手里。如果民众觉得共和党执政好，通过下次总统选举，他们依然可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忧患意识，只要想执政，就应该积极维护民众的利益，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 相反，民众没有任何的选举权，仅仅强调“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恐怕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官员，就是再急民之所急，再公而忘私，他也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的本性，再高尚的人也改变不了，再教育也没太大的作用。官员对上级的命令、各种纪律，就算不打半点儿折扣，就真的能解决民众的问题吗？官员就算能听取群众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的生活，他们能改变国家的政策吗？总之，政府只是不是民众的，也就根本无法真正维护民众的利益。官员无论怎么做缝缝补补的工作，起到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因为百姓需要的权利，他们给不了。他们若是能给百姓这个权利，恐怕某些政府的权力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