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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援藏干部黄细花昨日抵京。2012年，黄细花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周岁，当时被网友评价为“雷人”建议，但也有不少网友赞同她。黄细花今年将再次把这一建议带上会，“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建议被采纳。”“降低婚龄并不是提倡早婚，而是保障年轻人的权利。”（3月3日《》） 上述建议的理由是：女子14岁、男子16岁左右就已发育成熟，开始具有生育能力，但青少年从性成熟到法定婚龄之间长达6年之久，容易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未达婚龄者采取用假身份证、虚报年龄的办法领取结婚证，甚至干脆未婚同居，但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造成诸多社会隐患。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事实上，用假身份证、虚报年龄的办法领取结婚证，已构成购买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以及骗领结婚证的违法行为，依法可予罚款、拘留的治安处罚，而相关结婚登记一般也应撤销或视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也即，违法者当受罚，付出法律代价，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正常的婚姻秩序。 但黄代表的建议，无疑是以保护未婚同居乃至骗婚一族的“合法权益”的名义，让严肃的法律对违法行为“曲格以求”“降尊就卑”，妥协让步，从而让违法当罚的行为合法化、正当化。如此建议，不要也罢。 建议降低法定婚龄不是不可以，这也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但理由不能“雷人”。如果上述理由成立，那么试问，是不是因为小偷、电信诈骗等的社会问题很多，就应该让法律束之高阁，对之网开一面甚至合法化呢？ 之前也有专家学者持有降低法定婚龄一说，但他们的理由是，《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的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既然结婚是一种民事行为，因而将18周岁作为法定婚龄没有法律障碍。这样的说法至少具有“法理”基础，虽然也不全面，因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是两回事，婚姻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责任。作为人生大事，婚姻牵涉两个家庭和多重社会关系，不是随便上街买个菜这种简单民事行为，需要生理、心理、经济和责任感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完善。 法律是严谨审慎的，是普遍民意和社会实践的产物，一旦制定即相对恒定，除非国情民意产生重大变化，以致产生修法或重新立法的现实需要。但现实是，一方面对男性22岁、女性20岁以后结婚，人们早已习惯成自然，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的建议被网友评价为“雷人”；一方面，18岁的青少年大多还是学生，求学是主要任务，没有工作和经济能力，需要父母大力支持，无论心理、生理还未完全发育成熟（尤其女性一般要到23岁才完全性成熟），即便谈了恋爱结婚生子也不现实，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并无实际意义，否则会带来“小爸妈”“生而不养”等许多社会问题。而现行法律之所以对低龄结婚、未婚同居不予保护，既是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劝戒警示，对正确婚姻行为起到引导预判作用，避免青少年等一不小心踏入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等的误区，导致不必要的身心伤害，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出议案是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需要具有广泛的民意和现实的国情基础，否则就是不负责任。而如果这样的建议未被采纳后，还一提再提，每年都提，好大喜功，却别无新意，“雷人”不断，那更是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和履职态度的问题了。 新闻链接： 全面放开生育 法定婚龄降至18周岁-南方都市报 降低法定婚龄须慎重 - 民主与法制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