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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城市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灰色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它构成了城市吸纳外来流动人员的主要空间。”卫伟告诉记者，“这是在没有居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个自发的市场，也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市场。” KTV女服务员拥挤的房间里，昏暗得几乎透不过光。34位房客作息时间各不相同，“基本上什么时间睡觉的人都有”，开窗透气、开空调降温，都成了奢侈的愿望。因为浴室经常有人要用，上厕所都不能关门。 这些暂时的栖身之所显然并不牢固。拥挤的群租房和杂乱的城中村都被视为“顽疾”，北上广深等地都曾出台措施进行整治。有新闻称，2014年9月到11月，浦东新区共整治群租房9420套。在2011年上海启动的最大规模城中村“拆违整治”行动中，松江一个城中村就有58户546间7600平方米的违建被整治。 “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居住排斥’如今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陈映芳说。 被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不只有外来者。研究过程中，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到现在，她仍记得在拆迁的现场有个居民向她抱怨：“我们是穷人，穷人为什么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让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如今，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看着身边一栋栋高楼掩盖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习惯的狭窄居住格局在崭新的楼房里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 “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 卫伟感慨，“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也会崩溃 其实，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启动时只有4.5万元的经费，几乎难以为继。后来，是因为包括卫伟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些故事“越看越觉得感动”，才支撑他们另觅经费，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这本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内都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研究成果”的访谈录中，卫伟和其他调研者一起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其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早川和男对于住宅的一段论述：“在人生的浪潮中所架起的桥梁，其基础部分应该是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比如社会保障等也不可能安定，甚至国家和民生也会崩溃。” 有些时候，当这些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来到城市不太热闹的角落，确实能找到一些看起来逼仄、甚至摇摇欲坠的房屋。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硕士毕业生章晶晶偶然看到一个由毛竹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面居住着一名返沪知青和他的爱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