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革”中，这名知青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房子也被没收，后来形势好转，他家才从政府手中拿回了一套13.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住着他和其他兄妹6人。当老知青80年代回到上海，房子的户主已经变成了他的妹妹。他想要给儿女和外省的妻子办理户口，妹妹提出了要5万元才肯办。 “穷人家人情比纸薄。”知青的爱人向章晶晶感慨。 或许是因为户口的关系，老知青一家向街道申请低保和廉租房都没有结果，原来租住的房东也收回了房屋，他们无奈只好在楼下的弄堂里搭起了棚子。 狭窄街道里突兀的棚子让他们的许多原来比较要好的朋友都“突然变了”，几次举报棚子是违章建筑。这个最穷时两个孩子只能吃一根香肠的家庭，棚子5次被拆，又5次立了起来。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知道这个棚子是违章建筑，但是不住在这里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住了。”知青的爱人告诉章晶晶。 当然，在这些拥挤的建筑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变了形。 在闵行区塘湾村，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被烘烤成弓形的竹子和大小不一的破旧木板构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外面覆盖的是一层黑色薄薄的塑料薄膜，“跟以前的乌篷船一样”。 站在这里，邓梅闻到一股蔬菜、肥料的混合气味。寒冷的冬天，她感觉风从四面透进来，伸手想把那扇用铁丝系在大棚外面的门关起来，却发现这样会让棚子里面阴暗无比。 农民们的生活就在10平方米左右的大棚里展开。大棚外面挂着晾晒的衣服、腊肉、鸡鸭肉，“一派生活气息”。棚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凸凹不平，但很干净，墙面上挂着张贴了好几年的旧年画，还有一家的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挂奖状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觉得住棚子有什么问题，住楼房的话房东可能会觉得他们脏，卖菜的三轮车也没地方放。”邓梅回忆，“他们对在上海生活没有太多的期望，觉得能搭这样的棚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 在卫伟看来，他们并不是感受不到居住情况糟糕，“人们只是觉得你是失败者，你就应该接受这个”。 其实对于这些异地务农的人来说，更方便的是窝棚搭起来不难，拆掉更容易。邓梅访谈过一个农民，本来在3公里外的一块地方耕种，后来那块土地要开发，才搬到这里。 “在那边没有保障，人家要让你走，第二天就必须走。”农民告诉邓梅，他到上海以后已经换过好多地方，“原来的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被征掉了，只能重新找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