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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云新，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人权法学。本文系涂云新老师在2016年复旦大学法学院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稿原文。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非常激动能够与各位同学们一起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恭喜各位同学们在今天成功地“依法毕业”了!今天，我再次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装进这件特殊而又神圣的导师袍中，感慨万分，似乎人的一生就是根据自己角色的变化在不同的时刻把自己安放在不同的情景当中。当然，在人生不同的境遇中，最为关键的是，在正确的时候，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毕业典礼在英文中叫做commencement，这个词语本身就有开始、开端的意思。在各位同学结束一段人生旅程，开启新的征程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面临无数的选择，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演讲题目就是《法律人的选择》。 法学院见证了、见证着以及将来也注定会见证从这里走出去的法律人的选择。若干年前，你决定选择了法学专业从而进入法学院，那一次的决定可能是你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我想说的是，当你走进了这个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法学院时，你其实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轨迹安放在了法学院的历史之中，法学院的记忆中保存着每一位或伟大、或平凡的法律人的名字。 从1914年春季复旦公学增设法科以来，复旦大学的法学教育已经拥有了百年的悠久历史。在复旦法科成长的路上，许多伟大的和著名的法律人都曾为这所法学院效劳。被尊为“民国法学第一人”的王宠惠教授就是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横跨公法和私法，留下了比较宪法的经典著作，1928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法律——《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首次在亚洲把《德国民法典》从德文翻译成英文，他参与编订了《中华民国民法》，王宠惠还曾参与起草1945年《联合国宪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志让先生从复旦园挺身而出，成为了营救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之一，张志让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1946年，复旦法学院梅汝璈教授正是从江湾机场起飞前往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我们的法学院还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卓越而又淡泊名利的学者，他们包括打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法学大家杨兆龙、著名法律史学家叶孝信先生、宪法学和基本法学家李昌道先生、国际经济法学家董世忠先生。今天法学院的“志让讲坛”、“汝璈讲坛”就是在延续着那个古老和光荣的法科传统。只要法学院在，这份厚重的传统就永远还活在每一位复旦法律人的心中。法学院的先贤、前辈、学长们用他们的选择，成就了法学院的今天。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其实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能做出更多的选择。 我想，至少有三种根本而又迫切的选择支配了一位法律人走完他或她一生的法律道路。首先是职业谋生的选择，其次是自我救赎的选择，最后是救赎他人的选择。 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人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将法律作为我们职业或者是志业。一旦学习法学专业，我们面临着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也会面临着就业和生存的选择。在今天这个高速发展、快速变革的社会中，法律人的就业市场早已多元化。但是，无论法学的就业市场竞争多么激烈、淘汰多么惨烈，以法律为职业仍然是多数法学院毕业生的选择。幸运的是，从这所法学院走出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能获得财富和机遇的垂青，它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城市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以法律为职业，它就成为一份谋生的工作，是一个job。但是法律人可能还需要更多，那就是要以法律为志业，这就是一份事业，是一种vocation。诚然，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需要为它的成员提供生存的机会、提供一个人人皆可力争上游的通道，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所提供的。同学们，想想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想想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各种困境，什么是我们生活和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和东西呢?什么是法律人所看重的意义世界呢?除了职场中的财富、权力、名誉和妒忌外，法律人还应该将法律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这种追求至少在今天还影响着以立法者、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务和法律爱好者为代表的“法律共同体”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选择。 法律人的选择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救赎自己、反求诸己。“法律人共同体”本身应该是法治中国的最佳实现群体。法律人可能经历无数的困难--物质的匮乏、环境的糟糕、江湖的险恶，法律人可能借助专业主义的知识颐指气使的站在道德话语的高地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看，这就是你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律人运用法律知识的本身不仅仅在于救赎他人，或者对他者的规制，法律人更应该转向自我内心世界的纯化和对自我的规诫。忙于救人、疏于律己，忙于救赎世人，却唯独不救赎自我的灵魂，这几乎已经成为流行法律文化中法律人人格塑造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它导致的后果可能有两种，要么是法律人独立人格的分裂和毁损，要么是医治人类疾苦的无力和无效。 法律人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守护正义。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说：“很多诗人是法学院逃逸的学生”。英国著名诗人莎士比亚却这样诘问：“在面临暴君之政、法章之慢、贪官之侮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默然的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这两种抉择, 究竟哪一个更高贵?”，的确，古老的问题仍然显示了它新鲜存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法律人不相信“强权就是公理，实力就是正义”。在面对强权肆意横行的时候，法律人选择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法律人选择了为那些道德上、法律上和事实上弱势的人们而奋斗，不仅仅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帮助，更在于他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说：“只要有下层阶级，吾即同辈;只要有刑科罪犯，吾即其一;只要有狱底魂灵，吾定非自由!”别林斯基(Belinsky)也说：“如果别人的自由被剥夺，如果我的同胞兄弟仍然生活于穷困污秽之中，如果他们还生活在脚镣手梏之中，那么，我也不要自由，我用双手拒绝这些自由，我宁愿和我的同胞兄弟同甘共苦。”从唐福珍抵抗拆迁自焚案到唐慧劳动教养案，直到今天的聂树斌案，法律人的呐喊在步履蹒跚地推动法治中国的进步。正如英国著名法官休厄特勋爵(Lord Hewart)在一份著名的判决书中所宣示的“Justice must be done; Jus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正义必须被实现，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也许我们的行动是点滴的，也许我们的进步是缓慢的，正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法律人呀，你何曾放弃过我们所追求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法律人永远选择站在公理和正义这一边，法律人对现实的回应是：“强权并非是公理，实力也并非是正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