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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底，法律界出了一件低调但影响深远的大事：中央部署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成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整体转隶。而坊间流传，十九大后，全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就会启动。这意味着自侦部门从检察院剥离进入倒计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省检察院率先成立反贪局，到如今检察机关面临失去自侦权，检察院职权经历了高峰到低谷的轮回。自侦部门剥离，不仅意味着站检察机关四分之一的干警、特别是绝大多数男性干警的离开，更意味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出现重大改变。检察系统内部，一片哀鸿，无论是戏言的检察院以后要拆掉男厕所，还是众说的成为司法局第二，都表明不少人是看衰检察院今后走向。 其实，将自侦部门从检察院剥离早有预兆。一是在学术界，始终对检察机关掌握职务犯罪侦查权微辞较多。不少学者从检察权理论分析，认为自侦权作为侦查权不应归属检察机关，而且从世界大范围看，绝大部分检察机关不享有自侦权。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传言反贪局要从检察院独立出来，全会之后，检察机关虽然一时保住自侦权，但大家已经知道自侦权的大厦风雨飘摇。终于，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了这一轮监察体制改革。 二是在实务界，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力度越来越弱，真正自行侦办的案件只限于基层检察院，市一级以上的检察院极少办案，而且即便是基层检察院，也出现了跟着纪委后面捡案子的现象。反观纪委，越往高层办案力度越大，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就是中纪委带头掀起，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无一都是纪委立案后移送检察机关走司法程序，检察机关自主侦办的厅、处级干部都极少。人民群众对纪委的反腐认可度远远超过对检察机关的反腐认可度。 三是在检察系统内部，自侦部门十分尴尬。虽然反贪常被称为检察院的拳头部门，但是这些年处境却愈加艰难，一方面高检院对自侦部门限制越来越大，成立案管办、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法规范化检查，导致基层检察院办案环境越来严苛。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因为超期讯问，办案人员被问责的情况出现。而真正从事自侦工作的人都知道，所谓的12小时突破，在现实中极难做到，贪污、挪用等案件倒是可以凭着书证倒逼口供，但行受贿这种极度依赖口供的案件是基本不可能在12小时乃至24小时内突破。纪委之所以有强大的办案威慑力，就在于其可以长时间的使用双规措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其他科室对自侦部门的意见也越来越大。自侦部门一年到头在外办案，办公室不见人，集体活动不出席，难免与院内其他部门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公诉同志认为反贪同仁取证不严、反贪同志认为公诉干警不体谅办案，这种现象绝不是少数几家单位的情况。 自侦权剥离成为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检察机关“凛冬将至”，路在何方，其实高层也没有确切的主见。不少地方检察长会议上，重要的议题就是检察院今后如何重新定位职能。虽然不少人呼吁，检察机关应当保留机动侦查权，以试图“自救”。但笔者认为，既然国家推行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剥离，这既是为了突出法院地位，以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落实，也是为了集中行使反腐败职能。可见，在高层心中，检察机关不应当，也不合适保有机动侦查权。未来的检察机关，核心业务在于诉讼监督，而非空洞的法律监督，因为无自侦权就难以实现宽泛的法律监督，而在诉讼活动中，则可以利用国家公诉机关的定位，实现诉讼监督新模式，无论是北京检方向基层公安机关派驻检察室，还是一些地方试行相对不诉的扩大，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而作为检察机关的干警，在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自身去留，选择的余地很有限。去监察委员会，还是留在检察机关，各有利弊，见仁见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