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用案例解决的，不需要做解释 无从考证从哪一天起，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反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小风潮，义愤填膺地为仿佛无辜承担了夫妻共同债务的人们鸣不平，并且假设了一百种极端情形，引用了诸多不明觉厉的域外规定，誓将24条杀之而后快。大概是出于一种对汹涌“民意”的回应，近日最高院为24条做了补充规定，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般来说，司法解释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上有争议的问题，而我实在没看出这个补充规定中的两种债务有何争议可言。这种“债务”连合法债务都算不上，何谈夫妻共同债务？作为一种补充规定有何价值？莫非有哪个法官曾将上述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这种认定从未出现，做出这样的补充规定又有何价值？如果全国仅有一两例，就案纠错即可，何必补充规定？仅仅是为了向舆论妥协吗？ 如果说这是反24条流派的小小胜利，他们也完全不必庆幸，因为有时候人会很冲动，尤其是自认为知识渊博的时候，更可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比如那些引用英国、美国、法国什么婚姻法案来批评24条的，与其说是来讲法律的，不如说是秀知识的，所期待的效果大约就是让受众不明觉历。他们对于本国婚姻制度的总体特征，本国夫妻财产制度的总体特征，本国家庭财产的总体特征的认知可能还只是生活体验，或是一叶障目，甚至没有结婚，却可以对外国婚姻财产制度娓娓道来，并据此对本国规定提出修改要求，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发达的脑洞设想一百种极端情形，推测出一个个令人无法接受的裁判结果，据此要求“修法”，殊不知法院和法官本身是有认知能力的，所谓共同债务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其举证标准和认定标准的。你朴素地认为不可接受的结果，法院和法官多半也认为不可接受，得不说你臆想的那种裁判结果。规则之所以是规则，是以普遍性为特征，而不是为了应对个案。 不排除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变化，就当下而言，我们冷静地反思一下我们的婚姻财产传统，我们身边的婚姻财产现状，你会发现24条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标准在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上没有多大问题，举证责任倒置的标准也无可厚非。如果以反24条流派之见，我们否定了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你肯定后悔提过这么个建议。 规则应用于具体个案，依赖于法官根据案情所做的解释。作为普遍规范性的司法解释并无多大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我们的案例制度已经在蓬勃发展，能用案例确立的裁判标准就更加没必要出规范性解释这种大招了，司法的威严表现之一就是冷静，淡定。 屁股决定脑袋是一个浅显而经典的论断，那些年还有经济学家吵着要废除《劳动合同法》，然而这是我们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所做的选择，你有你的视角和意见，我有我的决策和理念。司法解释权是人大赋予最高司法机关的准立法权，应当慎用，能用案例解决的，不必过多过频繁地解释。司法机关在面对各种质疑时，要体现公信，首先要自信。我们的职责是裁判，我们的公平与正义是通过个案裁判来体现的，你说我适用24条造成了很多不公正案例，我们所有的案件都有案号，请你告诉我，是哪一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