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现行的纪检监督体制，仍是一种同体监督体制。反腐实践证明：高官腐败案件都不是同级纪检机关发现和查办的。如广东茂名市的官场腐败之风，始于周镇宏主政时期。在周治下，茂名的官位往往待价而沽，花钱买官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但他不仅没有得到查处，反而高升为省委常委，在茂名官场留下一个极坏的“榜样”。罗荫国接任市委书记后，买官卖官更发展到疯狂的地步，甚至由潜规则转为明规则。［21］对此，同级纪检部门却没有任何反应。“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推动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了加强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除改革纪检体制外，必须推进检察体制改革，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22］同时，废除检察机关查办要案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从而保证同级纪检、检察机关能对同级党委、政府真正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201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23］《方案》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建立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要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根据《方案》，试点地区的监察委员会将与纪委合署办公。［24］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终于进入深水区，广大民众期盼的一个类似于香港廉署政公署的统一、独立、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构有望在我国落地生根。 4．及时查办腐败犯罪，减少“犯罪黑数” 有学者曾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只有6﹒6人被判刑。相比之后香港腐败案件的判罪率是78.4%，存在明显差距。［25］根据田国良教授对103个副省部级案件的量刑进行分析，发现有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约占已判案例的53%。［26］可见，“重刑治腐”效果并不理想。《刑法修正案（九）》及“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颁布之后，贪贿犯罪刑罚的严厉性已有大幅度的下降。“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27］提高腐败犯罪成本，就要增加惩罚几率。形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社会氛围，就必须大力加强腐败犯罪的查处工作，提高破案率，减少“犯罪黑数”。 （二）严格干部提拔任用标准，改革选人、用人机制，明确责任追究 1．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 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并明确了好干部的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3年12月10日，中央制定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完善了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不再GDP至上。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部“可称为史上最严标准、最多关口的选人用人规定”，从选拔任用原则、条件、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多个环节，对选人用人进行了完整的制度设计和安排。［28］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只有坚持严格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才能从源头上防止和杜绝“边腐边升”现象。 2．大力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