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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教所的时候，老震曾经是我的直接领导。称呼其为“老震”，不是因为他姓“震”，而是他的名字上有一个“震”字，我去之前就有很多人叫他“老震”，于是，我也顺理成章的叫他“老震”了。 老震是标准的黑、矮、胖，其貌不扬。作为男士，老震的胸部肥肉发达且隆起，并有下垂的迹象，尤其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我们有的时候会嘲笑他，问他杯型，他也会自嘲：一般的女的，咱不服她！ 刚开始的时候，老震对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既没有给小鞋穿，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待。 那个时候，每天的工作很单调，带领劳教人员吃饭、出工、返工、吃饭，晚上值班的时候找劳教人员谈话，了解劳教人员的心理动态。周而复始。单调的生活容易让人烦闷，很多人都是上班盼着下班，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翘首以待，等到接班的人之后，赶紧撒丫子开溜。作为领导，老震还是比较负责任的，考虑的比我们更全面一些，表现更沉稳一些。 老震对我的态度发生变化，应该是得知我想考研之后。 我一直有考研究生的打算，工作期间，学习从来没有停止过。下班之后，很少出去玩，经常是回到宿舍学习专业课或者英语。不过，考研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事情，一般不敢告诉别人，怕考不上被笑话。 老震不知怎么知道了我要考研，跟我确认我的确有此想法之后，待我好似不一样了。 老震有几次跟我讲他当年的故事。 当年他曾经流浪在人大西门和蓟门桥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想着考上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生是一种什么体验。当时他讲他那段经历的时候，在我听来，好似北京的这两所大学曾经是他的天堂。他跟我谈起来江平、高铭暄、王利明、田文昌、赵秉志还有浦志强等人写的书、文章或者轶事。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实现转变。 后来，他允许我在上班的时候看书，当然是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再后来，临近考试前几个月，他甚至跟我说：“你就留在办公室看书吧，办公楼上有什么工作做一下就好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说的。”于是乎，每天同事们包括老震都在现场第一线管理、指导劳教人员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书、学习。办公室里工作很少，基本上我算是全职学习了。我的最后一段工作生涯就是这样度过的。 再后来，我考上了。开始办理手续，准备读书。当时自己小，光顾高兴了，也忘了好好感谢感谢老震，只记得老震也很高兴，开玩笑说：“混好了，回来看看我们。” 北京读书的日子充实而紧张，让我忽略了很多的事情，一心只读圣贤书。转眼毕业，毕业后开始成为一名律师。一名刚入行的律师，一名在研究生期间已经花完全部积蓄的刚入行律师，其心理的煎熬可想而知，当时只想着努力，留下来，留在北京，站稳脚跟。 五年左右的时候，我无法旁顾，没有时间回想过往的人和事，只能乍着膀子往前走。自然，也没有回去看老震。 直到有一天，意外得到了老震的消息。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得到的是一个坏消息：老震出事了。 就在劳教制度被废除之前，劳教所里还有一些劳教人员。在老震管理的大队，有一个劳教人员上吊自杀了。因为那天老震也在单位，而且是领导，自然也被检察院立案调查了。 我去老震家找他，老震很热情。问及案子的事情，老震说：“其实也怪我急于表现，本来那天我刚值完夜班，可以回家了，但是为了好好表现，坚持工作在岗位上，没有想到正好有一个人自杀了”。 老震说经过的时候是一种自嘲的口吻，他边说，我边思考这是否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其实，我认为现在对公务员的追责过于严格，上级领导为了推卸责任往往把下级领导推出来当替罪羊，不像以前那样还考虑到各种情事，为下级领导担待一些。老震说：“要不你来做这个案子吧。”我无言，我没有想接这个案子，更不是为接这个案子而来。 老震最后被判定罪免除（构成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免于刑罚）。坐牢不需要了，可是前途也没有了。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来讲，不但没有了升职的机会，连科级都没有了，也许干部身份也保不住。在我看来，老震对于仕途还是有所追求的，这个结果，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之后，劳教制度改革，劳教人员没有了，所有的干警都开始享受我当时的待遇：在办公室学习。有一次，我路过原单位，本来不打算进去，给老同事打电话的时候听说老震也在，就拐进去了。 再见老震，发现老震的精神已经不如当年，颇有服老的意思。要命的事，一条腿必须转着圈才能走，一问原来是被“栓”住了。没提案子，只是闲聊一会儿，我告辞了。 这次相见，颇有凄苦之感。虽人生无常，但愿老震以后一切顺利、安好，一路坦途，不再经历坎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