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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上位者的宗教，也是老百姓的宗教，但归根结底，他是要求统治者先起表率作用。《大学》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没有说“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不对？这种逻辑，无论是《大学中庸》，还是《论语》，都很多。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後求诸人。无诸己，而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陈水扁的判决，引述了这一段，说明总统的表率作用。而《大学》中这样的论述，更加的说明，其所要求的，是统治者以身作则，然后上行下效。 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国情轮，所谓的大选中国不行，原因在国民素质不行。但我们要问，你不行我不行，可以！但您国家主席有没有这个素质？你国家总理有没有这个素质？如果上位者完全依据民主、法治行事，像蒋经国那样帅行法治。那么作为老百姓，又有多少敢于违反，况且我们还有刑事法律予以制裁。 香港人的民主素质为什么行了？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为什么行了？都是中国人嘛？难道我们大陆还需要像香港那样，请英国人来殖民一段时间？无非就是香港的上位者发生了变化，成了女皇，及其议会和政府。上行下效，民风民朴自然，大为改观。民众的民主素质，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而中国大陆，其上位者是否能做到帅行民主？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贬低中国人素质低，要知道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素养。历代蛮族，能灭了我们的国，却从来没有灭了我们的文化和素养。都是我们同化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同化了我们，原因就是我们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再次，我们讨论“中国式过马路”的是非对错问题。说实话，我走着的时候，遇见路口，就是看安全不安全，根本不看什么红灯。因为我认为，让行人遵守红灯，本身就是错误的。就算是机动车，也应该在一个拥挤的时间段遵守红灯。其他时间，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以前晚上回家，大道上一个人没有，仅一个车，在路口等红灯。我感慨，多么的愚昧，都半夜了，老婆还在家等着呢。现在，不能再感慨了，因为有了抓拍，我们不能和钱过不去对不对。国家浪费纳税者的钱，一个是罚款，另一个就是让人们去做半夜等红灯之类，不得不去愚昧！愚民的政策和法律，是我们国家法治治理的重灾区，这一点我们要正视。 “中国式过马路”有规则原因，有素质问题，也有很多特殊情况交杂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认为“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中国人不文明。 第一，无论是绿灯还是红灯，机动车右转是合法的。这样我们就问，如果现实发生一队右转车辆，别说一队，就是两三辆，等他们过去，行人的绿灯就变成红灯了。那么这些行人是闯红灯，还是不闯？不闯实在太憋屈，闯了又是违法，如果是您该如何选择。 更何况，很多时候，是行人等了一大堆，而实际上并没有横行的车辆。完全是白白的浪费了行人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呀，这不是我说的。国家如此立法，简直就是谋财害命。 另外，横行车辆左转，并不影响行人的绿灯。这样实际上是行人即使绿灯过马路，也不一定安全。一个路口，如果机动车与行人冲突，行人就不能过马路，那么我们看，即使去掉右转车辆，如果一个灯为30秒，一个路口循环为120秒，那么行人只有30秒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算上右转，那么行人是没有不冲突的时间的。这就从事实的基础上，证明了禁止行人闯红灯的法律，是没有事实根据，是根本不合理的。非常的不合理，对不对？ 我们这个规则，为什么不照顾行人，而是照顾机动车。设立红绿灯的目的是规范机动车，而不是规范行人。没有机动车时代的路口，从来没有过红绿灯。应该严令机动车避让行人，严令机动车注意安全。 现在，城市的道路中间都放置路障，行人要想去路对面，除非你在路口，否则就得几分钟，太不方便了。另外，这也将过马路的行人，都集中到了路口，过度的集中，导致拥挤。 我们说，你知道哪个行人家中有急事？人家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呢！你还让他等红灯，太不人道了吧！一个过去了，车辆就要停住，因此引发一帮人通过，这是从众心理，并不是违法心理。 说什么法不责众，不知道您住的城市什么样，我住的城市，对了还有北京，是不处罚行人闯红灯的。既然不处罚，何来法不责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