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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 法律并非唤醒良知的灵丹妙药 新近发生的一些事，让我想起了1996年的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其中的情节15年后回看，竟具有如此鲜明的“时代感”:一次，主人公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但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很遗憾，这一运用艺术手段刻画的场景，想不到今天正在一幕接着一幕上演。 主旋律的影片，要让雷锋的传人摆脱尴尬，所以编剧让撞伤老人的司机出现，老人在良心谴责下拉着乔安山的手认错。这种结局使得市场经济解构下的公民道德危机，经历一次艺术冒险之后得到了挽救。可现实远比影片残酷，如果今天重拍这部片子，我们可以顺着情节加入被救者状告救人者的精彩司法程序，甚至还能把那个事关救人者清白的“摄像头”引入，教育大众学雷锋时得要有“证据”意识! 这当然只是笔者的调侃，但确实在南京“彭宇案”之后，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中国式酱缸”就被打翻了，在媒体带着一股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个别现实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反复被放大，司法的介入在很难满足公众道德期许的情况下，更是召来质疑声声，道德失范与法治不彰加诸给民众的社会焦虑，让人普遍从心底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今后在大街上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扶还是不扶?这个令人纠结的哈姆雷特式疑问，萦绕在我们许多人的脑海。
在有雷锋的日子里，法院用不着操心公民的道德操守，因为那是一个道德口水就能淹死人的社会;但是在离开雷锋的日子之后，当物质的富裕抽空部分人的精神皈依，道德规范失去原有的约束力，而法治以其略显稚嫩的方式助长了人们的诉争，反而造成了今日的法治困境:不道德者理直气壮主张权利诉求，有道德者则陷入败诉危险的境地。 困境是转型时期的一个缩影，此时的中国好比一个人，前脚刚跨进法治的门槛还未站稳，后脚借以立足的道德根基便已坍塌。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变革，让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利益在人际关系中的比重日渐突出，传统的道德观念逐渐淡化，用以维系公共秩序的道德规范日益解体;而新的法治权威并未有效确立，转型时期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出现失效，一些人什么都不信，只能退守到个人自保的屋檐下。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道德失范乃是一种正常现象。问题是，我们并未做好应对道德滑坡、规范失效的准备。在我们周围，雷锋从未消失，只是时代在改变，传统的道德行为在法治进程中产生了新问题。于是公众期待用法治来救赎道德，一个个“彭宇案”成了公众诉求输出的舆论焦点。殊不知，如果仅仅以真相扑朔迷离的彭宇、许云鹤等个案为母本，去刻意引发一场“扶不扶”的道德大讨论，进而将司法(法治)的使命与道德失范连在一起，很可能只是无限放大其负面效应，不仅无助于我们深刻探究雷锋困境的背后道德机制和社会教育问题，反而迷失了道德自救的路途。 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纠纷，法律制度往往显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观规律给出的裁判结果，往往距离公共舆论的期待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司法在介入此类纠纷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司法的逻辑和道德的逻辑原本就不在一条线上，正式的法律制度对德性案件的最后处理结果，很可能会损害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尽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它让基于公共舆论形成的非正式道德规则完全寄托于司法判决之上，如果大量案件进入法律程序，那将是道德规则自动退守到秩序之外的绝境。 可见，当人们普遍将道德下滑的惯性力归咎于司法不公的时候，可能遮掩的真正问题或许是社会道德本身的机制出了偏差。反观没有道德楷模的西方社会，人们也没有道德沦丧到将垃圾倒在“禁倒垃圾”牌下的地步。如果心里的道德底线变得模糊了，法律的强制力也只能确立起一个震慑的雷池，而非道德的界碑。“农夫与蛇”的寓言教育了我们无数代人，但祖辈们并没有因此而远避所应当承担的公德道义和社会责任，这即说明:道自有道。 对于已经决意走上法治征途的人来说，困惑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是:社会需要雷锋，人间需要美德，但法律并非唤醒爱心良知、拯救社会道德的灵丹妙药，法治的目的不在于培育人的美德，而在于剔除人的恶性。因此，化解眼下的法治困惑，更应该形成社会的道德救助机制，将扬善托付给你我，将惩恶预留给法律。我们所追寻的法治共同体不是君子天下，而是一个小人不能得势的平常世界。毕竟，能够在困惑中“痛并快乐着”的道德君子，终究只是少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