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风波”或将埋没岌岌可危的社会诚信

　　慈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似乎可以脱离社会背景。因此，行善积德几乎可以纳入人性的基本范畴。旧时的庙宇施粥，大户人家开仓放粮，也不是高调的“慈善”号召的，仅基于人们的怜悯之心。回到这个人性的原始点，现代社会所标榜的伟大的慈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类“性本善”的属性。而当慈善成为“事业”时，这种几乎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善举，却因某些组织的实施而蜕变。虽说这也符合某些权力贪婪的现实，但若在善款上下手，这些慈善组织就是在损毁社会稳定的基础了，因为他们所侵吞的，是人们对受难者的接济，是用来弥补制度的不足的。

　　继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陷信任危机后，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被曝大量资金用于放贷。一波未平，质疑又起：“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一幢公寓起火，58人遇难71人受伤。事故过去已近1年，连日来，部分受灾者表示，事故发生后社会各界共捐款4480万元，如今只有约420万元发放到受灾者手中。另外4000多万元饱含捐款者爱心的善款哪去了？目前，以21名受灾者为代表的维权者，已委托著名律师袁裕来，追问其他善款的去向。”（9月6日浙江在线）

　　议论郭美美的玛莎拉蒂，或者吃惊于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放贷，哪怕是追问静安大火社会捐款的去向，其实已显得被动和次要，关键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比起其他的官场腐败，对善款下手，更显得穷凶极恶、贪得无厌，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大。

　　即使在一个平等、富裕的国家，在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也是离不开慈善事业的。就更不要说咱们还面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二级分化的严酷现实，捐款已经成了应对突发事件和临时灾难的必需手段。制度提供的社会保障，对许多人来说，只能维持基本温饱，中产阶层还要通过商业保险以防不测，这就是说，制度能够提供的保障是有限的。在这种社会现状下，慈善事业就显得十分重要，可以上升到社会稳定的高度。而对慈善事业的亵渎和破坏，延伸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慈善机构一旦失去了诚信，人们就失去了捐助的热情，甚至出现抵触和拒绝，这将大大减少善款的来源。而慈善机构的资金贫乏，就必然削弱对受捐者的帮扶能力。那么，处于危难中的人，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慈善机构的诚信度，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中，可能是最不可或缺的。因为，善款的来源是不能制度化的，也就是说要靠自发和自愿。如果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善举不是给受难者雪中送炭，而是让无良者中饱私囊，这样的委屈谁也不愿意受，而终止这种善举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慈善机构没有诚信，甚至获取不义之财，这种建立在道德层面的善举，就会在无形中消失。也正因为行善是自愿的，就必然还包含了一部分不自愿，而当慈善事业被人推崇时，这部分不自愿也会表现为自愿。但当慈善机构遭到社会诟病时，无疑成了某些不自愿或不太自愿者的口实，把本来想拒捐说成冠冕堂皇的抵制腐败。二者相加，慈善事业还能蓬勃发展么？

　　这段时间，由于“慈善风波”，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还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这在目前社会诚信日益下降的困境下，各种“慈善风波”引起的人们对慈善机构的质疑，造成人们对慈善募捐的冷淡和抵触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一切，不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滑坡引起的，而是慈善机构自身的蜕变和堕落造成的。由此看来，对屡屡发生的“慈善风波”，岂能等闲视之？这不是对一个组织机构的整肃，而是对社会稳定基础资源的珍惜，更是对社会基本诚信体系的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