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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4 2009年6月1日，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满一周年。 6月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在接受《法制日报周末》专访时，指出：权利受到侵害无救济途径是新法推不开的重要原因，但要真正解决律师执业的“三难”问题还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 “三难”遇到新问题 《法制日报周末》：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得以往困扰律师执业的“三难”问题从立法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今年6月1日，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刚好一周年。在实践中，您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陈瑞华：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以来，其效果可以说并不尽如人意。以往存在的“三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具体来说： 按照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律师只要带齐“三证”就可以实现“无障碍”会见犯罪嫌疑人。然而，在实际中，带齐“三证”的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往往遭到看守所工作人员的拒绝。看守所工作人员称：他们执行的是刑诉法，按照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而当律师到侦查机关申请批准时，相关人员却说新律师法都有了相关规定，早就不需他们再批准了。这就成了一种新的“会见难”。 修订后的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对阅卷权态度还是比较积极、配合的，但是到了地方各级法院，出现了以各种理由剥夺律师阅卷权的情况。 比如，有的地方只让律师看几份材料，而不是案卷的全部资料。有的地方以公诉人还没有阅完为理由拖延律师阅卷。面临这种情况，律师无处获得救济；投诉无人受理；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予受理，理由是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了规定。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律师的调查难问题，但在实际中常常得不到单位和个人的支持。 这就是新律师法实施后遇到的问题。它的效果并没有预先想像的那么好。 根源不在于与刑诉法的冲突 《法制日报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律师法太超前，与刑诉法有冲突，造成了前者在实施中步履维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瑞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两法都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都要认真执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有了法律而不去执行，是对法制的破坏和践踏。 第二，两者出现矛盾怎么办。新律师法是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属于组织法范畴；刑诉法是全国人大颁布的，属于基本法范畴。刑诉法的位阶高一些。有人据此认为：两者矛盾时，应遵守后者。其实不然。这完全忽略了“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一法律上的常识。从本质上说，新律师法与刑诉法的矛盾之处来自于对律师法的修改。 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的立法效力是一样的，《立法法》中并没有规定谁的立法权更大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新律师法的法律效力并不低于刑诉法。 所以，“三难”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新律师法和刑诉法的冲突。 司法体制改革才是解决之道 《法制日报周末》：那么，你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执行不力的症结在哪里？ 陈瑞华：“三难”在律师法修订以前就存在。要解决问题就要了解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第一个症结，我们首先要看到，“三难”问题的产生就在于律师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无处获得救济。要知道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当类似“三难”问题出现时，新律师法无论从实体层面上还是程序层面上都无法提供救济。 任何规则必须得有假定、处分、处罚和制裁，特别是制裁得有法律后果。解决之道，我们应该修改刑诉法，规定一下救济性规则：未经律师会见取得的口供无效，未经律师阅览过的证据为无效证据。这样，才能在律师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应有的保障和支持。 第二个症结，某些部门只认“内部文件”，不执行相关法律。以公安机关为例，以前个别的地方公安机关只认“内部规章”，而不执行刑诉法，现在修订后的律师法出台，他们又不执行律师法。一部法律出台后，往往就有相关的内部规章的出台，而这些规章中不乏对原有法律的扭曲和违反。对此，需要有一个法规审查部门来认真核查，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宣布那些“问题内部文件”无效。 第三个症结，真正解决“三难”问题还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律师的会见难问题，很大症结还在于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 我国看守所现在有一个深挖余罪的功能，根据2006年公安部的统计，全国看守所通过深挖余罪破获的刑事案件占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10.6%，我调查过河北、重庆、昆明等地的看守所，这些看守所内部的破案数占当地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比例都超过了20%。看守所已经成了侦查机关，这就使得它与律师有了利益上的冲突，就造成了部分看守所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不配合和暗中阻碍。只有让看守所从侦查机关中独立出来，交由司法机关管辖，与律师没了利益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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