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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7月10日，女教师黄静裸死案在湖南湘潭市雨湖区法院一审宣判：被告无罪，当庭开释。第二天许多媒体都做了报道。我作为一般的读者，除了判决的结果，也关心法庭为什么这么判？这样判对不对？而作为一名新闻学教师，我也会想到媒体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对不对？ 我最初看到的是由搜狐网转载的一篇“综合媒体报道”，纯用白描，展现了法庭上双方的行为、言语细节，其中黄静的母亲在宣判后大声质问法官和被告，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在消息的后半部分，有一段记者对被告的采访，提问涉及：爱不爱、悔不悔、是否自觉有罪或良心有愧；却没有对黄静父母的采访。因此整个看下来，人们会认可被告无罪，会同情一个人经过漫长的诉讼、精神的磨难而获得了自由。 我的一位做记者的朋友，《中国建设报》的李兆汝认为，这个采访设计很有问题，因为“我们当然知道黄静案所揭示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不光是社会伦理问题，还有公权机关监督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等。而这篇文章将这些完全回避了，将其淡化为两个‘爱人’之间的小小的不恰当行为。”她认为还应该采访法官（拒绝采访）、双方律师、旁听观众，以及对此案有所了解的法学专家、推动此案的传媒人代表。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仍然存有疑问。 一般来说，记者在报道中当然应该对利益、意愿和意见相互冲突的双方平衡处理。但是，如果法庭判决被告无罪，那么记者恐怕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无罪的人那样采访，而不应“暗示”他仍然可能有罪，尽管这正是对方的观点。如果记者采访黄静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详细指出法庭的“判决不公”、被告还有其他疑点。如果把这些信息放在报道之中，那么结果肯定会对被告不利――那就是，一个人已经被法庭宣判无罪，却还要在社会上背上有罪的印象，而这对于媒体来说，就是难以承受的伦理负担――一个与媒体的能力、权利都不相符的责任。 如果记者在法庭的无罪判决之后，既报道了控方的不服、上诉意见，又报道了被告方对此的回应，这虽然是平衡的，但却等于媒体在上诉法庭开庭之前另开“社会法庭”，诉求社会智力与舆论的判断。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媒体审判”，但仍然有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人会对“社会法庭”的“判决”结果负责任。而即使一个不公正的法庭判决，也总会有人负责任的。无人负责的公正，如何期待？至于采访旁听观众与法学专家，他们对案件其实只能“评论”。这些评论虽不足以对判决产生影响，但对公众“印象”影响却甚大，我看还是在评论文章中单独发表为好，不宜加入报道之中。因为公众很容易把报道中跟事实“挨得太近”的观点认作事实本身，特别是这类“印象敏感”的刑事案件报道。这就是国际新闻界一个普遍规范――报道与评论必须严格分开――的理由。 这样看来，在这种无罪判决的新闻报道中，是很难做到完全“平衡”了：既给人无罪的印象，也给人可能有罪的印象。在我看来，如果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何况“无罪”已是法庭的判决），新闻报道当然应该倾向于保证被告“无罪”的印象。而不能拿“有罪”的观点来“平衡”无罪的判决。至于此案可能“揭示”的司法公正、权力监督等深层次问题，当然是更普遍的价值。但是在媒体对个案的报道中，这种更普遍的价值并不大于一个具体的价值：给一个人以公正。媒体如果做不到给一个人公正，就没有理由去追求更普遍的公正。 法庭产生判决，媒体报道事实。但人们从媒体上接受的并且保留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印象”。这个接受规律，为媒体多加了一份社会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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