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广州中院出台相关文件，正式在两级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工作，逐步取消案件审批制后，广州法院的院长、庭长们审批案件的权限被大幅缩减，原则上他们不再审批合议庭法官办理的案件结果(8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在以往法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的时期，为防止错案的出现，行政审批制被引入到了法院审判管理之中，院长、庭长审批制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把关作用。但在审批制下，法官责任制被弱化，独立性不够导致产生依赖性，院长却不得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案件审批上，疲于听案件汇报、看案卷材料。逐步取消审批制，就是逐步给院长减负，使院长从审批中解脱出来，做院长该做的事。那审批制取消后，院长该干什么呢？ 从理论上讲，院长首先应该是法官，这是其必然的身份，而且一般都是法官中的精英。院长如果进入了法官员额，又不办案，那么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取消审批制后，院长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参与案件审理，尤其是审理那些新类型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院长应亲自审理。今年7月初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对院长办案有了明确的要求，即院庭长“经考核符合入额条件的，应当进入法官员额，但必须作为主审法官履行审判责任”。 当然，在终身负责制下，院长也没有免责的特权，自己主审的案件得自己负责，这也就排除了院长审案走过场的可能。但院长毕竟不是专职法官，还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如何合理确定院长办案的数量，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界定。 取消审批权，意味着法官的担子重了，但一味放开，法官能挑得起吗？这是个两难命题。为了解决法官不办无把握的案子，广州法院规定：合议庭把握不准的案件可以提交庭长、院长审阅，庭长可启动审判长联席会议、专家法官会议，院长也可以视情况提交审判委员会决议。 这样一来，法官还是可以推着院长走，自己把握不准的，找庭长、院长，院长刚从审批制中跳出来，会不会又陷入审阅制中去？如果不能限制法官提交审阅的条件，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存在。而且，这是替法官想的一条办案求助之路，由院长、庭长们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撑。如果院长对法官办案不放心怎么办？除了自己办案外，没了案件审批权的院长，就不能过问其他法官所办理的个案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在审批权逐步取消的过程中，院长不能也不应该当甩手掌柜，而是应当履行好领导与监督职责。根据中央政法委今年3月下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院长因履行领导、监督职责，可以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但应当依照程序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由办案人员记录在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