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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一则消息，称自2014年以来，我国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先后开展了“天网2015”、“天网2016”专项行动。截止到2016年9月，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追赃79.94亿元；另外，还集中曝光了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也即我们俗称的“红通人员”，到目前为止这百人中也已有35人落网。这则消息说明我们海外追逃可谓成绩不俗，也意味着贪腐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悬在他们头顶上的反腐利剑迟早也会落下，这或许正应了流传古今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俗语吧。在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海外追逃工作的辛劳与艰辛。从一些法制节目为观众呈现的追逃案例的过程来看，从发现这些外逃涉案人员的藏身国、藏身地，到收集各种有效证据，经过复杂繁琐的程序，利用各种手段与其藏身国对接、沟通，真正是辗转迁延，枝节横生，跌宕起伏，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让外逃人员回国归案受审，这样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这也正彰显了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有人会说，这些人贪也贪了，既然已经跑到国外，其造成的损失许多已经无法弥补，所退赃款也不敷追赃花费，更有一些外逃人员早将钱财挥霍一空，在外苦度时日，即便追回来判刑入狱，也还会浪费司法资源，徒增国民的负担。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追逃过程固然所费不菲，但其对潜在贪腐分子的震慑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刑罚的功能不仅在于惩罚，还在于警示和震慑，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一方面要靠刑罚之重，使其足以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有赖于刑罚的必然性，即只要有犯罪就必定会被追究。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的作用则似乎更为根本和关键。 中国古代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也即英明的君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只要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由此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以法治吏传统，产生了从官吏的选拔、任用、职责到考核、升降、奖惩等一系列法律规范。而且由于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权的安危，所以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对那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官吏给予严厉打击，以免吏治败坏而招致改朝换代的厄运。在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以重典惩贪而声威远播，而他的“大诰”则是治吏的主要依据。 在中国法制史上，明《大诰》以其生动通俗的口语化语言、赤裸裸的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重点整饬吏治而著称于世，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味，其刑罚的苛重可谓骇人听闻，而朱元璋为推行《大诰》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性措施，大多也是前无古人的。在《大诰》中，有朱元璋对臣下的“训诫”，也就是结合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例，阐发儒家伦理学说，具有“以案说法”或“以案说理（伦理）”的特点，而他所说之“理”，无非就是“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等这些“老理”。《大诰》中所采集的案例或具体事例，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可为榜样，值得人们去效法，或是恶例，需要人们“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些发生在当时的典型案件，相当于我们今天“永远在路上”之类的警示片，那些“腐败”了的官员“典型”就在身边，他们或者曾是你的同事、你的上级或者经常和你打交道的人，看到昔日不可一世的他们身陷囹圄，对“在岗的”人自然会产生很大的触动，其良苦用心也正在于警醒那些手握权力之人。然而即便朱元璋在惩贪时用刑至酷，官场风气却并未见根本好转，正像他所说的“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贪官污吏“如蝇之趋朽腐”，“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大有“前腐后继，不绝如缕”之势。除了文官的贪腐之外，还有武臣们的狂妄放肆，从《大诰武臣序》中，能读出朱元璋更多的无奈和感叹，军官们都是些“赶不上禽兽的心”的“畜生”，“害的军十分苦楚”，“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但军官却“害军尤甚前日”，而且“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为此，特将不才无藉、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如若违《诰》，犯法到官，则“长幼都治以罪”。连这么苛酷毒辣的朱元璋，在面对贪腐之事时，也几乎是一筹莫展。在明知可能获重刑的情况下，贪官污吏仍能“犯者自若”，皇帝都已经“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了仍不管用，可见一味地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惩治贪腐，即便有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决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