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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说起来，我们中国人的节日还真是不少，全民性的民俗节日春节、端午、中秋自不必说，和年龄有关的人群的节日，比如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过得也挺热闹，这几年，就连外来的情人节、母亲节也都日渐火了起来，甚至连11月11日这么个无厘头的“光棍节”，都变成了一种网上购物者的狂欢，大有逮个日子就过节的趋势。相比之下，还有几个和职业有关的节日，就过得有些冰火两重天了。护士节里，护士被称作“白衣天使”，教师节里，老师被叫做“辛勤园丁”，记者节来了，虽有“无冕之王”的说法，社会认同感却比较低，倒是民间“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调侃更有市场。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打从2000年设定以来，到今年已经过了十七个了。不过，和坊间把教师节过得满城风雨不同，记者节时，却除了一个高规格的会见外，民间并不见有什么活动，甚至连新闻从业者都没想起自己还有个“不放假”的节日，真可谓低调含蓄、不动声色了。 记者从事的是信息采集和新闻报道工作，说白了，就是把“打探”到的各种消息收集整理后传播出去，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上“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不少，所以似乎记者也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群体，他们的节日过得冷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记者其实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传递的信息，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生活，多了一些思考和判断，在做出生活或各种选择时有了比较和依据。记者们的报道，有诸如航天员景海鹏完成了太空第一次跑步这样的“大”消息，也有河北保定出动几十台挖掘机营救坠井儿童的地方新闻，有发生在遥远的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的实时播报，也有近在眼前的菜市场上蔬菜价格的波动，某某明星出轨分手的八卦，隔壁二大爷为了买房排队假离婚的消息，真是应有尽有，扑面而来。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否知道这些消息意义确实不大，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希拉里入主白宫，太阳都将照常升起，我们中国人甚至是那些美国人的日子都将过下去。只是探听各种消息、满足自己好奇心乃人类本能，这也使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向我们传递信息的被称作记者的人。只是记者的报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而人类的天性却又是都喜欢听传播“正能量”的好消息，而不愿意听“抹黑形象”的“负面”新闻。可作为记者，虽然应该“宣传好人好事”，却也更应奉揭露假丑恶、针砭时弊为天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社会上出现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警语”吧。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记者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倒是觉得这让他们承载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其实记者对每日里的所见所闻著文报道，今天的“新闻”转眼之间就会成为时过境迁的明天的“旧闻”，然而日子久了，这些散落在报纸或杂志夹缝中的碎片，却能汇成一幅不经雕琢的历史长卷，向后人诉说时代的变迁。做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这一职业的荣耀也会显现出来。再阅读郑曦原编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这本书中，就会让人产生这种感受。 《帝国的回忆》选的是从1854年到1911年间“纽约时报”中有关中国的报道，类似于“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我们平常从教科书中了解到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总是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满清政府的屡战屡败卖国求荣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形成了一种屈辱与愤懑的情绪和思维定势，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的国人一定是同仇敌忾，而清朝军人们则更是要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不过，在1858年10月份的一篇题为《清国东段长城观察记》的“新闻专稿”中，却讲述了法国公使等一行人去游览长城时与“鞑靼骑兵”的遭遇，作者感叹“当我们得知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什么广州事件，什么大沽海战，什么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都一概不知。”这个消息别说让老外吃惊，今天的中国读者其实也吃惊不小。我们今天认为惊天动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样的大事件，当时的国人居然懵然不知。老百姓不知道还情有可原，而担负着保卫国家社稷重任的军人居然也不清楚，这就难怪近代史上中国为什么总吃败仗了。 在《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中，有一个单元讲述清朝的“审判与行刑”，其中配发的照片，学过法史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死囚被行刑前的“站笼”。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大清国内的反映自然是群情激愤，洋务派自强梦碎，而在日本则是“节日盛装的东京欢庆战争胜利”，有40万人在上野公园参加了庆祝仪式。总以为劝禁缠足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事，其实，早在1907年清廷就已颁诏禁止妇女缠足，而且为了增强实效，还颁布了另一项禁令，即“一切清国官吏如妻女有缠足者即不得在政府任职”，足见其施行的决心。当然效果似乎并不是很明显，否则也用不着劳烦孙中山在几年后发布“劝禁缠足令”了，这可能是最正宗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