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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论”与“体制论”的悲悯误区——四谈宁波老虎咬人事件_何志辉

来源:法律博客 作者:法政边缘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2-06
摘要:在我看来,针对一宗公共事件,区区一篇时评短论(何况还是博客日志),既无必要探讨所有层面,也不可能分析所有问题。这就意味着发表看法时,必有轻重缓急之取舍;但被“舍”或“轻”的方面,不等于被“反对”或“漠视”。这也意味着发表看法时,应有与身

在我看来,针对一宗公共事件,区区一篇时评短论(况还是博客日志),既无必要探讨所有层面,也不可能分析所有问题。这就意味着发表看法时,必有轻重缓急之取舍;但被“舍”或“轻”的方面,不等于被“反对”或“漠视”。这也意味着发表看法时,应有与身份相当的责任担当。


作为一个世俗人道主义者,兼有法政职业这一影响,我在讨论问题时作出取舍或安排轻重,决不能被引申曲解为象牙塔里的冷血行为。所以,任批判或影射我“缺乏悲悯情怀”、揣度我“日子过得太舒坦”的言论,在我看来不是误解就是歪曲。我尊重这样的批判或影射,但必须向世人作出必要的澄清,因为有时“沉默视为默认”,而我以为这种沉默必须打破,关乎人格评判方面尤有此种必要。至于具体理由,前述两篇文章及上面这些文字,相信基本已有说清。


我这里顺道要谈几种悲悯论据的问题。在近期舆情急剧分裂的多极化声音之中,“悲悯无须理由”的同情文章不少,部分人士还引经据典,其心可鉴,其效适反,结果是稀释了悲悯之泪的应有价值。


这里简要谈谈第一种:资格论。


当我(以及另一些朋友)撰文期望人们重视规则意识时,一些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死者不守规则,莫非就是该死?大家都不守规则,莫非就你是完人?既然你不是完人,凭啥你要谈重视规则?于是,悲悯死者的逻辑被置换为没有道德资格谈规则。持这种论调的朋友认为“欲责他人,先思己过”,引用的是《圣经》关于耶稣通过“让你们中没有过失没有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而拯救一位通奸女子的典故。


我对此类比附,只能表示遗憾。关于该典故在神学政治、伦理学、法哲学等领域皆有汗牛充栋的意义解读,这里不想枝蔓介绍;那就借用生活场景来说,我不会下蛋,也不会炒蛋,莫非就不能评论蛋炒饭?——据说*国**部在回应他国关于人权问题指摘时自鸣得意而不知原属笑柄的“资格论”,与此逻辑如出一辙。


顺便替其他可能喜欢引述《圣经》该典故来谈资格论的朋友善意提醒,请再参看关于上帝毁灭索多玛城及其他几座“不义之城”的典故,比较思考神学政治与宗教伦理上的悲悯问题。真正的宗教人道主义者,对圣经应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关于体制论的悲悯


我早期思考问题时的一个倾向,是遇到社会问题就想方设法归咎于“体制问题”,因为蛊惑我青春期文学梦的作家村上春树有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句极具煽情意味的名言被我奉为圭臬之后,我基本沦为情绪化的愤青且自觉悲壮。随着年岁渐长而阅历渐增,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动辄归咎“体制问题”的论证方式,是貌似包治百病而于事无补的煽情,真正需要致力的方向在于说理,促成文明的发展也在于说理。


一些朋友引述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名言,或借助雨果《悲惨世界》关于一块面包导致19年牢狱的情节,论证这宗惨剧中死者“逃票翻墙”是贫富差距使然,归根结底是现有社会/政治体制使然,既然罪在体制且责在体制,死者作为“撞墙破碎的鸡蛋”就有悲情可原,所谓“悲悯无需理由”的逻辑亦在于此。


但是,正如上一篇文章我就此谈过的,由于回避或者未察截至目前的所知事实(死亡真相),这种论证混淆了规则性质之所属的社会类型与政治类型。村上春树的这段名言引述于此,显然是被误读得十分离谱的。


即使事实真的符合这种论证之所需(亦即贫困体制导致该人无钱买票,翻墙入园即刻落入虎口),那么雨果《悲惨世界》所述一块面包导致19年牢狱的情节,是否就真的具有可比性?一篇博客文章《面包被偷与老虎之死》即以此比附,锋芒指向“真正破坏社会规则的人”,立意也在呼应对“弱者”之“悲悯无须理由”。


我认同这篇文章的立意,尊重这位作者对弱者(死者)的悲悯,但只能遗憾地表示,这位作者似乎没有认真阅读《悲惨世界》,由此作出的比附论证也似是而非。《悲惨世界》恰是我这二十余年读得最认真、最用心、最有感触的不朽名著,真正洋溢着19世纪世俗人道主义的崇高、壮美、磅礴之精神。考虑到这部经典已是家喻户晓(但未必人人愿读),我这里不再饶舌介绍。


考虑到浏览此篇杂感的不少朋友不知其详,我就简化小说所涉的若干要点,继而概括此种比附论证的不妥。其一,冉阿让其“人”是在衣食无着、被盘剥一空、已穷途末路之下仍有良知而舍己为人的底层弱者;其二,冉阿让的“偷”是生存权利被剥夺一空之下几乎唯一可作的本能反应;其三,冉阿让的“19年牢狱”不是因为一次“偷面包”所致,而是其在首次刑期内数次越狱被抓而最终累加的刑期;其四,冉阿让出狱之后受到感化及所历辗转使之最终成为让无数读者敬仰的“圣人”,其内心却直至临死也在为此及后来几次“失德”而自责和忏悔。与小说《悲惨世界》所涉“事实”的悲情相比,该宗惨剧死者罹难之所涉的方方面面,如何可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体制层面进行比拟?


好了。关于这宗惨剧所涉方方面面,我想谈论的重点话题基本谈及,超出我信息范围或能力范围的其他话题,暂且搁置。行文至此,我最后申明:我的悲悯只是世俗人道主义的,这宗惨剧给我的最大教训仍在“规则意识是更大的人道关怀”。

责任编辑:法政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