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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关键在于确定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逃逸后，被害人仅仅因为没有得到救助而死亡，认定行为人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不成问题。但在实践中，行为人逃逸后，被害人又被第三人的交通行为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因第一次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间介入了其他因素，因果关系的认定就变得复杂了。 1．行为人在逃逸前的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大小不影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如前所述，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不以行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故不需要考量肇事行为的责任认定。但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因存在第二次碰撞，如对第一次的事故责任不加区分即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有加重肇事者负担之嫌？我们认为，是否介入第二次碰撞事故，不影响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判断。因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基础虽然均为未履行法定义务，但在实践层面，前者的基础侧重于未履行报警、保护现场等义务，以及对其后交通状况所造成的抽象危险等；而后者的救助义务更加突出，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危险，其作为要求要高于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规定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和报警义务时，就没有提及事故责任大小，《解释》第五条亦未有对肇事者的责任要求，故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即使不考虑将逃逸推定为全责的情况，第一次肇事者的责任大小，也不能成为阻却“因逃逸致人死亡”认定的事由。 2．介入因素一般不能阻断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的客观过程为：第一次碰撞—行为人逃逸—被害人无法离开或停留在现场—第二次碰撞—被害人死亡。因此，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间介入了两个因素，就需要分析其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被切断或影响（原因力大小变更）的可能。 （1）被害人行为介入对因果关系的影响。一般而言，被害人的介入因素存在几种情形：①被害人不得不或者几乎必然（通常）实施介入因素；②行为人导致被害人介入异常行为，但结合被害人的心理、精神因素，该介入可视为有通常性；③被害人的行为对结果作用轻微；④被害人的介入有异常性。理论上认为，只有第四种情形下被害人介入因素才阻断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从邵大平车辆左后视镜掉落、前挡风玻璃左下角破裂，左前门撞凹，现场遗留左后视镜等碰撞痕迹，可知第一次碰撞显非轻微碰撞，事发后，被害人在原地呼叫路人帮忙的行为，也不具有异常性，无法得出存在刻意停留的判断。另外，两次碰撞的间隔非常短，被害人的介入因素不能阻断邵大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2）第二次碰撞行为介入对因果关系的影响。第二次碰撞行为属第三人介入的问题，其是否阻断第一次行为的因果关系需考量以下因素：①逃逸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②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③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④介入因素是否为逃逸行为的可控范围。本案地点为车流量大的国道，案发时间为足以影响视线的夜间，被害人被邵大平碰撞后仍停留在国道上，因此，邵的逃逸行为对后续碰撞具有较大的危险和原因力。经认定，两次碰撞对死亡负同等责任，故不能认为后续碰撞具有异常性。如果邵大平将被害人挪动到安全位置或采取安全措施，即有避免后续碰撞的可能，其却径行离开。综合考量，后续碰撞不能阻断或影响邵大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三）正确区分二次碰撞事故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为故意杀人 我们认为，不作为故意杀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1）行为人主观目的都是逃避法律追究；（2）行为人都实施了逃跑的行为；（3）行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未必构成交通肇事罪；（4）被害人均未得到救助而死亡。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1）前者对被害人的死亡持放任态度，而后者主观上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2）前者对被害人实施了隐藏或者遗弃等主动作为行为，而后者仅仅是逃逸，未实施其他不利于被害人救助的行为；（3）前者以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为必要条件，而后者则以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为必要条件；（4）前者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无法得到救助，而后者是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 在二次碰撞事故中，认定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应当慎重。其一，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刑法针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已作出明确规定，《解释》第六条也仅规定了“移置性逃逸”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一律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为不作为故意杀人，则直接导致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虚置。其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理结果较故意杀人罪差距明显，从刑罚设置上看二者的基本模式应有不同。那么如何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对逃逸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呢？我们认为，不作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至少应达到相当的程度。如对溺水者负有救助义务的人不作为，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生还具有异常性。而二次碰撞事故中，介入了第三人的行为（第二次碰撞），此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却远不及溺水案中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高。如不对第三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仅从形式上认定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是不恰当的。
评述：（一）、《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显而易见，本条的罪状是前一部分，后两者仅仅是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这就意味着，只有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才可能存在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原文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独立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是刑法理论上争鸣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违反了常规，在法条中的犯罪构成要件通常都是平行排列的，而不是递进的，而且完全经不起推敲。原文认为这种观点“符合刑法规定”，其实是对法条的歪曲理解。事实上，《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并没有规定交通肇罪的三种类型，只规定一种类型。换言之，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显然是情节加重犯，“逃逸致人死亡的”，显然是结果加重犯，是在情节加重犯的基础上再加重处罚的结果加重犯。从字面含义上看，前后存在着递进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原文认为刑法没有明确是递进关系，实属强词夺理。至于原文关于结果加重犯之结果，“系犯罪结果这一要素的变更或替代，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以基本构成要件为基础了。例如，抢劫致人重伤，其构成要件中就没有“轻伤”这一要素的存在空间”的观点，同样是误解了结果加重犯。因为结果加重犯必然包容了基本犯，重伤必然涵盖了轻伤，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刑法明确规定了“犯前款罪”，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据此，原文的观点显然是一知半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