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部分中两点裁判理由，‘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前提产生认识错误，其进一步的论证，自然会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把行为人的不作为，视作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构成，将故意行为作为过失行为，进而成立所谓特殊交通肇事罪的观点。这种定罪的逻辑，让人目瞪口呆，超出了大家的想像力了。
（三）、原文认为要正确区分二次碰撞事故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为故意杀人。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不作为故意杀人，是犯罪行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不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而是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原文错误地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是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构成，无视逃逸行为本身是故意的客观事实，而交通肇事罪只可能是过失犯罪。因此，上述第三点裁判理由违反了常识，同样是不可能成立的。需要补充的是，本案第二次碰撞发生交通事故，与郑大平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只有间接因果关系，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是郑大平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郑大平交通肇事案，郑大平本人的行为，唯一符合的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直接撞死被害人的肇事者张旗帅毫无疑问地构成交通肇事罪，却由于交管部门一纸错误责任认定而没有被司法机关追究，几乎没有公平公正可言。总之，该案定罪逻辑之混乱，达到了罕见程度。《刑事审判参考》将之作为指导案例，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百害而无一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