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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区矫正对象绝大部分都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又经过评估调查，一般都是能或服从管理的才会放在社区进行矫正，所以一般也不需要“打击”。而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撤销社区矫正对象缓刑、假释建议和提出收监执行的建议等权力，管教措施、手段充足，足以形成有效震慑。何况，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同属政法系统，在制度已明确公安机关配合职能的情况下，相对于配合其他行政机关执法而言，公安机关配合社区矫正执法毫无疑问会更为便利和顺畅。反观诸如城管、食药监、工商、税务、环保、旅游、交通、国土等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中，由于执法手段措施有限，并且缺乏公安机关配合行政机关执法的制度和机制，执法中遭到阻挠甚至暴力抗法更为普遍。如果按照吴教授的观点，应当是这些部门而不是社区矫正机构更为需要建立行业警察。 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执法，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内容之一。在实践中，为解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遭遇当事人抗拒执法、阻扰执法问题，许多行业与公安机关建立了执法联动机制，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打击传销执法协作规定》，一些地方设立“旅游警察”、“环保警察”等也只是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并没有采取在行政机关内设立行业警察的做法。而且实行与公安机关建立执法联动机制，显然更为符合我国“精简、统一、效能”的机构设置原则。在域外香港，其社区矫正工作（违法者服务）在1948年之前曾隶属于警务处，此后转隶社会福利署管理；若当事人拒绝、阻挠行政人员履行职责即形成新的违法行为或罪名，会由警察严格按照程序介入处理。因此，从机构设置原则和必要性来说，采取与公安机关建立执法联动机制的模式更为妥当和合理，更为符合讲协调和谋长远的顶层设计原则，而设立社区矫正警察并无“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 综合上述情况，无论是社区矫正执法也好，还是其他行政机关执法也好，根据我国的机构设置原则以及我国公安机关配合执法的制度和实践，解决执法受阻或暴力抗法的合理模式，应当是采取与公安机关建立执法联动机制的模式，而不是采取新设立行业警察的做法。况且，相比较社区矫正执法联动机制而言，目前更迫切需要与公安机关建立完善执法联动机制的，是城管、食药监、工商等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因此，社区矫正机构设立社会矫正警察纯属逆潮流而行，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不符，亦有悖讲协调和谋长远的顶层设计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