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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相互戒备而又友善相待的待人之道，不惟体现了国际交往的基本道义，亦是现代社会之个体面对陌生人的基本教养。由此所导致的无限接近而又相互疏离的关系格局，尽管不会导致赵汀阳意义上的“心的和解”和“互相接受”，但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合共存已足够了——就像对陌生人相待如宾的教养，不足以使两人成为朋友或知己但却足以确保两人的友好共处一样。基于这种“普遍友善”的原则，每个志在成为永续国家的国家，都具有充分尊重他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道德义务。惟其如此，我们始能为捍卫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充分的道义基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必犯人”——这种包含恕道精神的防卫策略，或可视为永续国家对待“外部敌人”的最佳策略。
2016年3月13-16日初稿于美国圣路易斯 2016年4月10日二稿于沪北江湾寓所 2016年6月30日定稿于复旦光华楼 周林刚：国东把敌人论题纳入了一个社会进化理论之中。这个社会进化理论在我看来是文章的枢纽。但是从这个社会进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的话，又可能会有某些困难。按照国东简要概括的社会进化线索，一方面有一个使得神权—教化政治、革命政治或丛林政治能够成立的政治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则有一个向新的政治社会背景变化的逻辑，这个变化包括了世俗化、市场经济带来的丰裕社会、后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等等，在后者，要求的是一种常态政治，并被概括在“永续国家”的标题之下。这个进化理论本身我们暂且不论。假设以此为前提，我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进化逻辑之下如何谈论永续国家？既然政治依赖于它的社会背景，那么除非社会背景的进化已经到达了不再变迁的终点，又如何能谈论“永续”呢？神权—教化政治、革命政治或丛林政治，不也可以被整合到这个历史主义之中，同所谓的现代宪政国家共同构成一个环节吗？其次，即使接受这个进化理论，在一个“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跨国交往、特别是跨国移民的大量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难道自然的想法不应该是“国家之后”或超国家的政治吗？为什么此时反而要谈论永续的“国家”呢？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应该得到说明的。 高杨：我觉得国东兄所提出的这几种理想类型，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会出现一些问题，其解释力会遭遇瓶颈。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把我们又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在现代性的法律框架内又把它的一些“例外状态”法律化了，但还是不解决其内部的悖论和冲突。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好像美国宪法里面不会写上联邦党一样，我们的反恐法里也不会出现“东突”，我们只会找它的上位概念，以暴力形式危害国家安全等等，但这种上位概念的预见性非常有限，恐怖主义就是要找例外形式，就是要出其不意，就是要突破这种上位概念，直至突破现代法律本身，将其打回到纯粹“一事一议”的原始状态。另外，林刚刚才也提到了，我也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永续国家的问题，在空间的层面也会把整个世界拉平，变成了一个全球战场，在恐怖主义面前，不管是盟国还是敌国，彼此的边界都被打破了。 许小亮：我提两个问题，一是理想类型本身可能消解现实的问题，譬如说：你如何在宗教异教徒的语境中解释好撒玛利亚人问题，你如何在革命敌人的语境下理解美国革命。二是如何从“专断—排斥”到“包容异己”，换句话说，包容的方法是什么？ 翟志勇：国东的文章结构上很完美，三点意见也是吹毛求疵。第一点是个小问题，文章第三部分讲常态政治中的敌人，但实际上按照你的思路，常态政治中是不存在敌人的，你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个转化问题，是非常态政治中的敌人如何转化和消灭的过程；第二点是，虽然你讲到你讲的是个理想型，但这种完美的结构还是令人生疑，你所描述的没有敌人常态政治在当下世界的政治中实际上是很少的，符合你所描述的标准的国家并不多，因此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这种常态政治国家并不占主导，如果说可以通过包容异己、可以通过“敌人法律化”来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为什么今天很多国家都未能实现这种状态，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的转化，是否具有某种可以复制的机制，还是说只能靠例外和偶然；第三点是，你的非常态政治中描述了族群问题、异教问题，我们在常态政治国家中也会发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还会不时地激化，如英国和西班牙的族群问题，宗教的问题更不用说了，欧洲当下的状态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常态政治无法通过包容异己或“敌人的法律化”来转化所谓的敌人时，常态政治国家如何面对这个问题，这是否构成对其政体的挑战？ 王进文：国东老师的文章给我们建构出了一个规模非常宏大、形式非常严谨的类型化国家理论的分析模型，不过，与在座的各位的感觉和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我没有许老师的那种想要再给这个模型添加几笔的冲动。为什么呢？我发现国东老师对于国家理论的类型化或理想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模型建构，或者更具体地说，他可能是将规范性国家理论和实证应用性国家理论混合在一起，从而，便有可能将他的分析模型建立在流沙之上，经不起雨打风吹。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事物，一分为二的划分是最彻底的，例如，对人而言，划分男人与女人，死人和活人，是最彻底的划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对标准，例如，已婚的人与未婚的人，从而进行排列组合，便可能会有遗漏或重复，乃至缺乏交集。我们知道，男人女人的划分是基于人口性别比例的生态考虑，而已婚未婚是基于例如人口再生产或社会稳定等因素，且自始便限定在“适龄”阶段的人口，换言之，你去讨论婴幼儿或老年人的已婚未婚统计数据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国东老师分析世俗政治、和平政治、权利政治和万民政治等，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神权、革命、丛林或种族等的标准划分之下，可能会有你所没有关注到的或者重复的。从而，这就又指向了一个问题，即文章所建构的永续国家这个模型，到底是规范性的，还是实证应用性的？如果是前者，您的论述是可以成立的，但恰恰相反，您所建构出来的是后者。回到国家理论与国家学说，既然是实证应用性，便需要对是以巴泽尔（Yoram Barzel）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中所假设的经济人立论，还是以福山意义上的政治人或政治人，或者是阿玛蒂亚·森意义上的社会人为模型构建国家理论予以交代。而实际上您没有这样做。您所采取的划分标准，试图将国家类型予以四分，但可能各种标准之间没有交集。例如，公民和敌人是身份划分，经济人和社会人是属性划分。建构永续国家应以属性分化加以进行，但您文章中的建构却以身份划分为基础，则必然会出现如刚才翟志勇和许小亮所说的一些无法关照的面向，即便加上许老师补充的两点，可能也不能够支撑您的想法。归根结底，在国家模型的建构中，是采取规范性还是实证应用性，文章中是有偏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