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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刑诉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公诉机关审查后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均要达到“确实、充分”，可以看出，刑诉的证明标准主要针对的定罪量刑而设定。从证明标准的高低来看，刑诉的“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明显大于民诉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内在逻辑是刑诉主要针对的是限制公民人身权的诉讼程序，民诉主要针对公民财产权的适用程序，基于人身权具有不可替代性，立法上规定上述两种不同的证明标准，其适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返还提出异议的，本质上是涉案财物的权属有异议，是对其主张物权或者债权上的某种权利。故法院审查的实体依据只能是物权法、合同法等，此种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民诉法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四、涉案财物返还的执行 为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一）罚金、没收财产；（二）责令退赔；（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可以看出该《规定》明确法院执行机关针对刑事裁判部分的执行包括以下事项：财产刑的执行、退赔程序、处置赃款赃物、没收、其他事项。但对于涉案财物的返还是否由法院执行却未予明确。 笔者认为，法院的刑事判决生效后，针对随案移送至法院和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财物返还仍应参照上述《规定》予以执行。一是从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的角度来看，刑事涉案财物的返还从本质上来说，是将涉案财物返还给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应属于执行权的范畴。若由刑事审判部门予以返还，不利于发挥权力的制约功能，为滋生司法腐败提供空间。二是由刑事审判部门执行财物返还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上述《规定》，未明确肯定刑事涉案财物的返还应予适用，但亦未明确否定。同时上述规定具有兜底条款“（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将刑事涉案财物返还纳入上述《规定》的调整范畴，并未超出文意解释。三是由执行机关负责执行涉案财物的返还具有相应的救济程序。该《规定》第十四条“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可以看出，在执行程序中，对于涉案财物的返还在现行的司法解释中仍有救济途径，反观若由刑事审判部门负责财物返还，由于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才对涉案财物返还的，在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缺乏相应的救济途径，不利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