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1-04，星期三，晴 上午11点，抵达香港大学图书馆，与来自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魏磊杰博士在咖啡厅一聚，闲聊学术种种话题。他这次是为期十天的短期访问，主要围绕香港政改及管治问题研究，期望藉此机会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磊杰博士近年频频出版高质量的译著，尤以翻译《法律东方主义》一书最具影响。我原以为他的主攻领域在法哲学，闲谈得知他博士阶段是民法研究，但学术兴趣十分广泛，研究视野因之拓展。我还惊讶地得知，他下一步的研究范围将伸向两个跨度颇大的领域：一是边疆治理研究（侧重西藏问题及东南海疆治理），二是广州黑人社区研究。以他超乎寻常的资质及勤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他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新成果。 中午1点，如约来到一念素食餐厅，陈弘毅教授、张宪初教授、吴海杰教授及朱含博士在此，我们共进午餐，闲谈学术。话题主要围绕香港法制史而展开，我借此机会跟陈教授汇报了近期所作的相关计划，包括出版文集、勘校文献及组织翻译等方面，并简略谈了自己近期有意撰写的几篇论文，一是殖民理念与早期港督治港举措，二是伍廷芳在港法律职业历练及其后续影响，三是19世纪香港若干涉华案件与英国司法制度之适用，四是近代香港法例中的若干重要文本分析。 随后闲谈的内容，既有香港政改方面的热议话题，亦有由此牵连衍生的相关话题，总之与香港政治、法律、历史与文化息息相关。于是，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午餐，实际变成一场小型“学术座谈”。我当然是此座谈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诸位学者各有精专领域，针对同一议题而谈不同层面，极大地开拓了我的学术眼界，也使我进一步意识到香港法制史研究之大有可为，值得我尽心尽力投入其中。 愉快而充实的午餐聚谈结束后，在海杰教授陪同下，匆匆逛了港大出版社附属书店，店内出版物基本是英文，其中几部格外值得留意，一是冈恩（Geoffrey Gunn）教授主编的《战时澳门》，一是文基贤（Christopher Munn）教授的《华人与英治香港，1841-1880》，准备将来收入囊中。 辞别海杰教授，潜入图书馆，从五楼的冯平山图书馆到一楼的孔安道纪念图书馆，走马观花，览其大概，更觉学海无涯。即将出馆，适逢大厅有岭南画派山水花鸟画展。此前在新界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欣赏过岭南画派老派大师的经典若干，此次展览则是新锐画家的新作若干。回想少年时代曾经痴迷绘画，还曾报考美术专科学校，不料造化弄人，名落孙山，此后弃画从文，再后落入法网，最后游弋文史，就再也不曾滋长艺术细胞，只能在山山水水的无限风景中，沦为腾挪闪躲于柴米油盐的凡夫俗子。一念及此，顿觉光阴似箭，二十多年竟然就像一眨眼，不免生出小小感喟。 随后如约与磊杰博士乘坐地铁，赶去旺角西洋菜街，闲逛数家书店，各自扫货若干。磊杰搜书数种，皆是关乎所事研究；我亦搜书数种，则是关乎所在兴趣。一家一家逛遍，直到华灯满街，腰包干干瘪瘪，险些无钱回家，我这才意犹未尽，提着沉甸甸两袋图书出来。此次买买买，一如往昔，以香港史类图书居多，兼涉可资参考的相关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以香港本地出版新书居多，兼涉外文版、台湾版及大陆版旧书。 辞别磊杰，打道回府，在昏昏沉沉中渡海而归，到家已是夜深，收到微信若干。其中有几则小小欢喜，一是晶晶博士在母校西北政法大学“蹭课”，忍不住与我分享她与讲座嘉宾兼昔日导师於兴中教授再聚长安的欢欣鼓舞，让我也满心充盈欢乐；二是执教武汉大学的付克新博士刚到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一番寒暄之后，原本无心插柳，居然很快欢欣谈妥了将来合作译介刘巍先生著述之事。 关于后一宗事，说来又有曲折，事关主角人物，颇多戏剧色彩。 此前我编选《香港法律文化专题》，曾想收纳署名“刘巍”的一篇初探香港法制史研究的论文，但遍查各类线索，仍不知作者下落，感觉就是昙花一现、从此人间失踪。缺少作者授权，只好悻悻放弃，但内心仍惦记着此文、此人、此事。后来落实了香港大学访问学者事项，得以与陈弘毅教授多次交流，一度偶然聊及此事，居然得知零散信息。原来陈教授多年以前与其有过来往，知道他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再后一度栖身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但是……再后转入律师行业，从此失去联络、不知近况所详。 “刘巍”线索到此中断，不免又是悻悻而止。孰料天无绝人之路，意外迎来峰回路转。因缘晶晶博士在去年11月初前往西安交通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见到交大法学院盛情邀请的数位香港嘉宾，其中就有一位剑桥博士刘巍律师。综合相关信息，确信应是其人。我立刻去信联络，回复果然真是，应了一句幸运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此后一段时间，彼此信函往来，互相信任，只待一见。11月中旬前往香港办理访学手续，期间有约拜访，孰料阴差阳错，没能如愿见面。心知刘律师辗转各处、诸事繁杂，想来无暇拨冗一见，不再奢望拜访，以为随缘即可，便又搁浅此事。不料因缘际会，数条原本彼此无干的线索，竟在12月初迅速产生交集，他既联络到数十年未见的老友许昌教授，我亦与晶晶博士刚好有段空闲，于是借助微信联络，一拍即合“四方会谈”，大家约好时间地点，共聚澳门理工学院附近，小聚半天，闲谈甚欢。 也正是这次惬意欢快的闲谈，我更感冥冥之中大家颇多缘分。原来他也是法制史科班出身，硕士期间师从学界耆宿张晋藩先生，是张老最早指导的弟子之一，其时因中英香港谈判在即，他尝试开掘香港法制史研究，且率先发表论文倡言香港法制史的研究价值，得到了张先生的特别嘉许，亦成为香港法制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之作。后来留学剑桥大学，他更费心钻研英国法在远东的法律殖民问题，所撰博士论文《普通法的远征》洋洋洒洒，是对英国法在近代东方法律殖民史之深度研究，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法学博士的大陆人士（迄今仅有两位，第二位即单文华教授）。我也才得知他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学成归来选择香港发展事业，一度有心选取大学教职，后来转道法律实务，投入全球律师业公认顶尖级的欧华律师事务所，并在北京、上海、欧洲、北美数处负责相关实务，从此再也无暇学术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