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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应有碰触上帝袍服的戒慎 纪伯伦曾经意味深长地写道：“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作为一个研习法律，并且立志以法律为业的人来说，我常常以此至理名言作为自己的勉慰之语，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法律之上的法律人思考”。 前天在回家的火车上，当我面对着初升的太阳，我在问自己，我为什么选择做律师？这几个月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内心是不是还保留着对法律最初的热情？我还在从事自认为属于神的事业吗？ 我知道，法律人就是“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的人，因而，法律人就是“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的人。是啊，法律人，轻者，定纷止争；中者，断人毁誉；重者，判人生死。那善恶之间的定夺以及生杀予夺之大权，本该由上帝执掌其权柄，而如今由法律人取而代之。试问，法律人岂能不戒之慎之？ 纪伯伦之言，可谓是深之切之。法律人员本应是“正义的守护神”，而今却做了“私利的先锋官”。我也越来越相信，人性是恶的。我不敢说人性是险恶的，但人性一定是难测的。因而，人性是有风险的。 我越来越感受到，很多时候，正义对于我们来说是模糊的，它也并不是单一的，久而久之，我们会渐渐丧失对于正义的认知与追求。就像我们到底是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还是在尊重当事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已经假定，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会这样想，而这里暗含的前提就是所谓“理性人”的假设。 当然，从事不同职业的法律人，实际上他们所面临问题背景并不相同。就比如说法官与检察官这两类法律人而言，不同的制度背景，由此而生出不同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这两类法律人分别走入了法院系统与检察院系统。因而，这两类法律人就有了法官与检察官身份上的分野。 一般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差异之一就在于法律属于“他律”，而道德属于“自律”。因而，我们可以首先选择“他律”的程度来说明法官与检察官的现实问题的差异。任何一种正当的职业都有其内在的伦理性。 一言以蔽之，检察官的问题就在于“他律过剩”，检察权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实际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在中国的现实里，检察权正面临着被肢解的风险，而这一点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行政权的色彩。 因而，在现实情形中，检察权极容易受到行政权的侵蚀，甚至是操纵。这也就很可能导致检察官在面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弊案而束手无策，无能乏力，进而丧失澄清吏治，反贪防腐的功能。这一点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不管人民的名义如何塑造检察官的形象，越是如此，越是让人看到其中的反差。 而法官所面临问题则有点相反，即“他律不足”。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政治人物难脱干系，而法官也不会例外。而在“他律不足”的情形之下，法官自身的素养与品格就会成为正义唯一的保障与守护。好的社会一定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的。 因而，与检察官在面对政府弊案无能为力相比，法官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因为素养与品格的不确定而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结果。司法权在我们的权力体系里的设计本来就是软弱的，但是他们却又在面对无权之人时会表现的极其傲慢。 事实上，“他律”的“恰如其分”的状态是难以实现的，而所谓的“他律过剩”与“他律不足”则往往会成为常态。在这样的时候，法律人个人的素养与品质就显得十分的关键。试想，他们为什么被称之为法律人？为什么人们越来来越失望，却又越来越对法律人寄予厚望？ 当然，我并非表示制度不重要，我想说明的是，即使是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也是由人所设计完成，并且也是由人付诸于实践的。制度与人的因素同等重要，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好的制度塑造好的人格，好的人格构建好的制度。 而事实上，法律的人的素养与品质在他们各自的职业中也会有所展现的，例如法官的一纸判决书，高下立判；律师的一场辩护，高低立现。总之，法律人，欲为上帝之事，就应该先修上帝之德。 法律人，应有碰触上帝袍服的戒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