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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认识陈刚教授是在2003年。那时我在湘潭大学法学院执教，他与另外六位西政学者（分别是邱兴隆、顾培东、孙长永、程燎原、汪太贤、赵明教授）已陆续转赴于此，成为当时轰动学界而被我们称为“七剑下潇湘”的主角之一。我这类芝麻级青年教师，对这批声名遐迩的大咖加盟，自然是倍感振奋，以为与大咖共事，立刻使自己也身价开涨。不过，这种振奋的虚荣仅仅适用于对外。在法学院内部，由于学科壁垒分明，他在诉讼法教研室，我在法律史教研室，行状“动若参与商”，我们之间没有产生什么交集，我也没指望将会产生什么交集。 不期然的认识机会，说来就来。那年年底，学院聚餐，大概是在松涛山庄，大家共享几桌热气腾腾的酒菜，我去得有点迟，没法自选位置，恰好他身边有一空位，我纠结了一下，最终挤了进去。这一桌以学院领导和资深教授为主，特别是西政来的几位大咖，“物以类聚”而聚集在此。我资历太浅、职称太低，无意中蹭进“贵圈”，又不会抽烟，又不会喝酒，又不会打趣，又不会谈天，以自卑为基调的心理阴影面积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在整个饭局中，我只能竭尽全力缩成一团，呆呆傻傻的吃着喝着；听他们聊到开心话题大家哈哈起来，也只笑不露齿地陪着表个笑态，生怕自己噗嗤一声会让他们警觉我“奸细”般的存在。唉，小人物蹭大咖圈，甭提这尴尬劲。 就在内心盼着饭局早点结束的当口，觥筹交错中一身烟熏火燎味的陈教授，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尴尬存在，没话找话就主动搭讪我，鸡毛蒜皮的话题当然都记不起了，尴尬劲却因此慢慢消失，因为聊着聊着聊到学术话题了，聊着聊着聊到还是可以找到交集的学术话题。原来他正打算组织一帮研究生，整理研究近代中国民事诉讼法制发展历程。他有点遗憾地说门下弟子不是法律史出身，对这样的研究题材难以驾驭，便问我有没有兴趣和时间参与这个。我那时关注的领域比较冷僻，想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法律文化，对具体的部门法毫无兴趣，也根本没打算掺和这事；但既然是他屈尊先问，我不好意思当面拂逆，便敷衍着说试试看吧。他立刻振奋起来，本来喝了点酒，这下更不得了，汩汩滔滔的向我兜售这个话题，说怎么怎么有学术研究价值，他又是怎么怎么折腾，弄来什么什么宝贝（资料），将来怎么怎么方便我们“发家致富”，如是种种，状若传销，让我一时晕了方向。 在那之后几天，接连监考改卷，各自有事在忙。我几乎完全忘掉这事，没想到他主动电话找上门，约好日子在办公室见面。那天下午，寒气逼人，我冻得哆哆嗦嗦，畏手畏脚的形象近于猥琐，但还是如约而至，在他办公室见面。那里已有三四个研究生各在忙活，其中一位学日语出身的女生，正在一台电脑上输入日文资料；另一位学中文出身的男生，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标点一堆竖排繁体的复印资料；还有一位男生在复印机旁边操作复印什么图书。陈教授在靠窗的办公桌前，鼓捣着一堆什么文件资料。这房间忙忙碌碌的气息，让我冻僵的四肢慢慢回温，不再哆哆嗦嗦的寒颤，人也开始感觉自在一点。 陈教授见我来了，马上召集大家到一起，跟这几位门徒介绍我。辞令当然是夸张的，把我夸成那啥青年才俊，仿佛在介绍别的学者，让我不免一顿惭愧，之余外带一点小小虚荣，仿佛他这一夸，我就真的才俊。不过，夸耀式介绍完毕，话题就入正轨。他东翻西翻一摞摞资料，在堆积如山的书桌捣腾，然后一件件出示证据，拿出那晚饭局提到的所谓“宝贝”，原来都是清朝末期诉讼法方面的文件资料，包括《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诉讼法驳异部居》、《法院编制法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等等。我开始发生好奇心，忍不住随手翻检，慢慢意识到这些“故纸堆”还真是值得钻研的材料。于是，当他问我寒假可否协助他整理校勘这堆文献、并撰写相关评介研究文章时，我犹豫了片刻，答应下来。 那年寒假本来计划备考博士，心比天高地报名北京大学，摩拳擦掌地买来复习资料，准备认认真真地投入学习，因此最初阶段的工作状态仍是敷衍。不过，在逐字翻录这批竖排繁体未标点的近代史料的过程中，我慢慢进入文本之内的近代语境，从这些发黄发脆的纸张背后，感触着百年风云的种种悲欢，以至渐渐开始沉迷于此，意识到这一块果然是别有洞天。点校完成《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后，写作状态也很意外地提前到来。我知道像我这样的笨人，在感觉来临之际若不把握，那就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有机会，纠结了一下复习备考的事情后，决定先趁热打铁去“码字”。于是，那个寒假成为我第一次全心投入法律史研究的狂奔时段，简直停不下来。 寒假过后，视力固然大大下降，手腕也酸酸胀胀，但内心是充盈着振奋的，因为不仅完成了文献点校任务，还额外完成几篇因缘整理而有所感的文章，其中一篇后来用来充任硕士学位论文。不过，备考北大之事全然放弃，哪里读博就得重新规划。因缘际会，改道澳门，从此不再有北上之梦的奢望了。而在再度见面时，我打印出来厚厚一叠点校资料和数篇论文，自然让他喜出望外。他本来并未指望我作出什么动静，因为他其实最初就能看穿我的敷衍。但我居然从此上钩，乐此不疲投身其间，这可是他不曾预料的。这自然成了他后来对我更加关照的根由。 忙活这件事后，转眼硕士毕业，之后改道澳门攻读博士，顺便协助他完成项目结题，于是当年10月在中国法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两卷本《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清末时期》。平心而论，文集所收的几篇文章，纯属蹒跚学步的习作，后来自是不忍卒读；但当时却是满心欢喜，且还膨胀出更多的虚荣，以为这真是从此迈向学界的起点。人在虚妄之际的动力驱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效果于我而言，就是真的从此爱上了法律史研究。 随后几年，世事变迁。由于学院发展规划意外受挫，加之其他方面的种种缘故，这七位来自西政的学者陆续离开，其中几位重返西政，另外几位另就高枝。陈教授去的地方，是重庆大学法学院。彼时彼刻，心有离殇，我既黯然于缘分的失去，也惘然于未来的无着，只能万事随缘了。 不过，缘分想断也没那么容易。其时，重返西政的赵明教授正在主持法学研究所，荟聚一批正在学界闪亮登场的法理才俊，尤其着力打造施氏一脉的政治哲学与康德一脉的法律思想，成为当年歌乐山下法政学府的一道靓丽风景。我因为读博方向是法理学，其时也被施派学风蛊惑甚深，试图以此重述西方法政思想资源。这凌虚蹈空的宏图，我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在当时却有忽悠之效，于是意外得到赵师错爱，三下五除二，转赴歌乐山，成为他麾下的普通一员。歌乐山下的最初时光，是令我终身难忘的，这不仅是因为内心久有倾慕而居然美梦成真，还因为赵师当年积极筹措的各种学术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西政风情鼓荡人心的巨大能量。至于陈刚教授所在的重庆大学，与此相距不远，于是重续前谊，再聚欢乐多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