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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加拿大裔政治学者贝淡宁教授执教清华，2017年初出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在中国学术界构成一个重要事件。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颇为吝啬节制地肯定中国体制在“国家能力”上的原创性与制度效能不同，贝淡宁以《贤能政治》一书为中国治理体制提供论证与辩护，在中西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贝淡宁坦言，中国的贤能政治比选举民主更适合自身，也有值得西方借鉴之处。这样的理论路数和基本结论大体可以归入“中国模式论”范畴，若是出自中国本土学者之口，以当下国内外知识界之“政治正确”氛围，估计将很难立足。但这一理论出自“洋和尚”之口，其实颇值得学界和社会认真对待和反思。 认真对待“贝淡宁命题”的理由，不仅仅在于中国模式本身需要严肃的社会科学解释而不是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臧否，更在于选举民主在西方已然呈现某种颓势，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未能带来持续稳健的理性政治，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双重冲击波对西方民主神话的“刺穿效应”仍在发酵。如果我们再扩展视之，以美国民主为基本样式的发展援助工程遭遇了大量“失败国家”的负面实例，其后果以受援国政治秩序崩溃及难民危机的反噬现象而呈现，成为西方民主输出直接而现实的政治负资产。 但西方民主自身的实践挫折及其扩展秩序的紊乱并不自然证成中国贤能政治模式的全部合法性，中国也不可由此而从“制度自信”一跃而成“制度自负”并遽然中断对西方的学习。从全球化方法论来看，中国的大国崛起与世界性成长必须以充分有效吸纳西方现代文明基本要素为前提，走一条“学习超越型”道路，而切不可落入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共同编织成的“帝国式”自负深渊。我们要严肃思考的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如何平衡自由与秩序及重建必要的美德政治，防范大众民主异化为僭主政治。这是西方的现实命题，也是中国改革需要预作储备的规范知识。 民主放纵与僭政威胁 约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一书中曾慨叹道，几乎所有的古典哲学家都与民主为敌，其中尤以柏拉图为典型。基恩怀着对民主的考古热忱去发掘西方民主的东方根源，悲悯于民主在古典世界命运多舛甚至“消失一千年”的坎坷历程。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普遍与民主为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作为“好东西”和“普适价值”的民主为何不受待见？民主本身具有何种力量及其根本缺陷？这些涉及民主价值的根本问题在人类政治创发之时就严格煎熬着第一流的哲人心灵，至今亦或获得真正圆满的解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对民主的尖锐批判，涉及对民主的精神分析与政治走向的预测。柏拉图生活于希腊城邦的“礼崩乐坏”时代，属于文明内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悲剧的“苏格拉底之死”彻底刺激和挑战了柏拉图对于希腊城邦民主的基本信仰，暴露了民主对美德和智慧的精神性排斥，于是柏拉图背向雅典而发出“天问”，试图构建一个基于美德的城邦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不同美德类型将政体分为五类，依次排序为：王制（贵族制）爱智慧；荣誉政体爱荣誉；寡头政体爱财富；民主政体爱自由；僭主政体爱快乐。柏拉图认为政治中的至高美德是对城邦的热爱和奉献，“哲学王”是这种大德大爱的化身，是政治正义的灵魂。不过现实政体总是打了很多折扣，人们因为欲望和野心，很难长期聚焦和服从于“哲学王”的美德统治，而是将自身爱欲不断外化为集体行动而导致政体不断衰变。其中的民主政体就是整个城邦美德败坏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不以城邦公共利益和共享美德作为政体精神，而是推崇一种相互承认的欲望合法化，以平等之名解放一切，推行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一切趣味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社会结构扁平化，公共生活平庸化。民主政体下的自由变得没有共同质地，而表现为一种程序原则，一种对所有趣味和取向的承认过程，这使得共同体的美德变得极其稀薄，对欲望的规训也将不再可能。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曾考察过希腊民主的“同性恋”根源，而当代美国最高法院已然裁判同性婚姻合法化。这种无原则、无节制的普遍相互承认，与美德政治所追求的同质性和共同道德约束背道而驰。民主政体以自由平等之名而演变成了人类欲望普遍合法化的“漂白”机制。 问题是，如果民主政体止步于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式的和乐状态也就罢了，但实际上这还不是政体衰变的终点。根据柏拉图的政治精神分析，民主政体中包含的自由放纵因素早就埋下了走向僭主政体的隐患。民主政体在程序原则上承诺一切趣味平等，引入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的自由市场，但实际上市场又是有竞争的，野心家和“城邦雄峰们”总是会炮制话题、巧言令色、蛊惑人心而使得某种特定的人及其欲望成为大众的偏爱和追求，恶俗与重口味的立法及政策在“潜在僭主”的提议和示范下受到追捧，民主在民粹化过程中迎接“僭主”的到来。僭主政体为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还会进一步利用大众民主形式来摧毁传统与秩序中的美德残余，并在统治巩固后以“人民”名义分化瓦解原初的人民共同体，制造和消灭政治敌人，实行威权统治，渐然窒息政体自由之光。民主政体最终在欲望的刀光剑影中彻底丧失了美德之根与自由之源，进入黑暗的僭主政体。 “民主政体僭主化”是悬在西方民主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那么为何美国民主可以较长时间得到保持？托克维尔的答案是：自治精神和法治传统。特朗普当选使得美国知识界与公民社会高度警惕，除了法官依法抵制其移民禁令之外，更有学者撰文分析其“僭主”特征，美国民主开始了“反僭主”的自我净化。民主是一种高级而脆弱的生活方式，需要严格的制度与社会保障网络，这种保障是历经岁月更替与政治博弈而成就的，并非可以简单习得。民主输出的败笔在于其急功近利，以民主选举替代民主保障条件，于是便会出现“民主政体的僭主化”现象。 主权在民与治权在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