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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不要重蹈日本覆辙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发布时间:2017-06-14
摘要:转载研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不
转载研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不要重蹈日本覆辙文 | 吴敬琏来源:网络摘要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从日本所做出的政策和实践的应对中,去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这个历程,虽然曲线很相似,但是中国在后面,所以有一个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当中国和前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可以去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至于中国这种高速的增长,也许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都能做到。所以你们散布这种言论是没道理的。的确,说中国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可是确实没有爆发危机,但是中国能够应付,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是不是能够长期持续?中国之所以能够面临与日本相似的问题,但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接近100万亿,同时,土地转移和两亿多劳动力的转移所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我们相当长的时候。第二个原因,中国有个特殊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从1到多”,比如微信,不是中国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一到多却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腾讯就变成了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企业。第三个原因,中国有个非常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官员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应对经济上的矛盾,甚至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应对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因此政府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险不断地积累,强大而有力的政府,虽然可以应付,但同时又会使危机积累起来。现在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虽然去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或者说补短板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政府去杠杆的目标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去年年底,政治局会议、财经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凸显。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根据中央的要求,今年把去杠杆放到很高的地位、防风险放到很高的地位。所以就采取收紧政策,收紧可能使得杠杆率稳住。但是它又有一个问题了,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这就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话,矛盾和风险将不断地积累,它总有一天对付不了。所以不能置风险和矛盾于不顾,因为越积累到后来,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要及早下定决心。因此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地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应对的措施不够有力。有没有应对措施?有。1973年以后,日本学界和官厅、企业界,对于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通常的说法叫纵向产业政策,或者标的式的产业政策开始反思,而且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个措施不够有力,它一直就积累下来了。比如说日本的技术进步不足,创新不够,也采取了措施,当然现在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中间因为采取的办法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它没有能够解决。另外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以后,外需减少。日本的宏观当局采取的政策在一两年时间里,用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放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内需起来了。殊不知,这些结果使得风险积累,泡沫生成,其实内阁乐观是虚幻的。后来证明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过去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纵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抑制竞争的,而横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说到结构性改革,会议的标题叫“聚焦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这是个根本性的动力,这两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是结构性改革中间的环节,最后的结果是强化了竞争。但是怎么才能“三去一降一补”,就是改善结构,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纠正资源误配?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用行政办法。另外一种办法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使的自然的结构能够改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这样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以日本高清晰度电视路线为例。日本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是通产省与日本广播公司一块制定的,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办法是模拟式的,一种办法是数字式的。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很聪明的办法是模拟式,就是把扫描密度提高它就高清晰了,所以日本最先开发出来。1990年的日本,橱窗里到处都摆着高清晰度电视,模拟式的,加上扫描密度,这个很容易做到。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出数字处理的办法,日本人却认为行不通,因为用数字信号来描述一个视频的音频的波,它的信号量是几十倍于模拟式。虽然信号量可以处理,但是传播就没办法解决。过了几天,美国把压缩、解压缩技术突破了,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全部投资就泡了汤。而人类真正的进入所谓数字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事不大容易做到。中国好学者
责任编辑:张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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