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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将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对象范围。浙江大学教授余军通过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14个案例，发现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存在严重的实效性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有待于通过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乃至通过宏观层面司法权去科层化、行政化等司法体制改革予以解决。浙江大学教授章剑生重点探讨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诉讼请求要件和审查基准。也有学者对行政协议的概念与判定标准、受案范围、审查标准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围绕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对判决种类的完善，学界对不同判决种类的适用条件、审理标准等重点问题展开了讨论。何海波和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峰振均探讨了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还有学者对程序违法、确认无效、补救等判决的适用条件、审判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2016年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选题紧密结合法治实践，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2016年，学界对行政决策、行政程序立法、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公益诉讼、公私合作、法治政府评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等现实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些选题抓住并回应了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法治实践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研究成果总结了国内外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抓住了实践中法治发展的重要规律，为完善行政法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第二，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明显增多，反映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变化。随着指导性案例的不断丰富、司法案例网上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运用案例研究理论问题的方式得到推广。2016年，在对行政法基本原则、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特别是对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理解与适用的研究中，大量文章通过个案或群案研究的方式展开论证。仅针对陆红霞诉江苏省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讨论，就有3篇论文发表在法学类核心期刊。案例研究方法使得文章表述更为直观、说理更为感性，对个案背后法律规定乃至整个制度的认识更为准确深刻。此外，截至2016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12件行政法指导性案例。有学者结合行政法指导性案例，专门对指导性案例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对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第三，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促进了理论创新与繁荣发展。2016年，学界对重大理论和制度的考察与研究不断深化，讨论触及关键问题，形成了观点交锋，推动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例如，学界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研究不断深入，除了在制度层面讨论健全依法决策程序机制外，还尝试从根本上厘清行政决策的性质及其在行政法概念体系中的定位，探究行政决策法治化在理论和制度上出现障碍的原因。再如，在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中，学者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应当接受全面的司法审查问题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使学界对问题的研究角度更加多元、认识更为全面，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广泛深入探索的热情。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行政法学界应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关注法治实践真问题，用理论创新引领制度创新，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作者分别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