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志民发言 今天会议进行得比较热烈，专家也好，单位的资深律师也好，大家纷纷献言献策，在这个案件中，我和王殿学律师是同伴律师，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为什么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呼吁该案，周胜喜先生寻遍全国各地律师实在打不了案件。周老先生这几年一直在奔波，没有放弃，我从去年到今年的接触，对他有很深了解，他当过宣传委员，当过银行办公室的主任，比较有觉悟，他想把家乡的砂轮企业做大，当时砂轮企业非常吃香，90年代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砂轮企业蓬勃发展，请了中国最顶级的砂轮专家想振兴地方企业，但落入了圈套，在手握500万债权债务凭证的情况下，去收债权的时候，被别人收过了，银行收钱追责的时候，落到他的头上，银行把他的企业拍卖了，他自己的钱没有了、债权没有了，房子被别人抢了。村委会书记曾经给他借钱，让他还其他人的钱，周老先生实在没有办法，这19年之中到处奔波，一直没有停息。他原来不懂电脑，也不懂英语，为了了解国家大事，看国家动向，看自己的案子，学会了上网，上微博发微博，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背得很熟，他在这方面是一个准律师，而且上网资料很全。而且他密切关注了镇政府所有矿山企业的花费和动向，每一步拍照记录计算，特别细致，哪年哪月谁跟谁进行了交易，资产进入到哪里，收了多少钱，精心策划下，有些时候和执行法院以及地方政府交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说这样你还我30万就算还我300万，政府也没有答应他，特别苦。周胜喜先生是多发性脑梗死，在丹东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过程中，他挣扎着从租的房子里出来，他说就是我今天能起来，昨天我接电话都接不起。当时我跟王殿学打车去他们那儿的车站、机场，老先生含泪让我们上丹东去。这个案件，作为京师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千人大所，占了这么大的地方，党建工作做得比较好，我是一个党员，从人的内心深处的同情，无法阻止做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多正义或者多有能力，都不是。这些年来，他的痛苦和奔波，大儿子去世了，老伴去世了，儿媳妇又动了手术。老先生跟我讲，希望在这届党委政府，能够把他的愿望予以实现，他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就想把自己应该得到的钱合理合法地得到，关于国家也好、法律也好、这些年受的罪也好，认为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体制形成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希望，也没有特别大的怨恨，但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老先生听说研讨会要举办，要来，我们原则上是不让他来的，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今天来了，来的主要原因是给在座专家、学者、媒体朋友表示谢意，是带着这样的情感的。如果通过今天的努力和以后社会的关注，尤其新闻媒体对他这件事情不折不扣、实事求是地报道、宣传，包括专家学者在推动国家立法方面有呼吁，他就觉得这件事如果能成，就觉得无论怎么样都舒服了。 这个案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当时这个案子，高院下了指令以后，生效裁判不复杂。其他方面，涉及行政、民事、刑事的法律关系也是存在的。这个案件中有一部分人，因为当年体改的时候被判刑追责，但后期保证财产向其他方面转移、隐匿或者以政府行为公开处理，这些人没有被追责，关系错综复杂。所以这个案件在启动过程中挺艰难，我们把申请递上去好长一段时间，丹东中院的回复是我们一直在执行，没有停止过执行，现在也在执行。第二，你们申请列入失信名单的事情，我们认为符合法律规定，愿意出决定书。当我们收到决定书时，法院这一次引起了初步重视，之前有相关媒体亲自到丹东长甸镇镇政府进行了采访，当镇政府的一个官员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话“按照现在的还法得还200年”，后来媒体以“200年还不清”为题做了报道。后来我们启动了，法院恢复执行，包括失信名单的介入，下一步会采取其他措施。这几天刑民交叉，有涉及到刑事和民事方面的，在征得周胜喜的同意情况下，进行其他方面的维权。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案子，第一显示出国家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在博弈、抗衡过程中，行政权显得更蛮横和无限地扩大，司法权更显得谨小慎微。法律体制、司法体制、普法意识和司法解释调整中、设计中有一些问题。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点，主要是没有行政追责制，而且好像谁阻止了人民法院的判决，就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保护了地方政府资源，是一个地方党政机关的英雄和楷模，所以一些党政领导置法律于不顾。 第三点，一个政府如果不遵守法律，反而让群众听司法局的法制宣传，在广播、电影、报纸、电视大力地宣传法律，自己却成为一个不遵守法律的人，那么政府的信誉在哪里？政府如何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那么国家大力推进的包括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依法治国实现起来有多难。周胜喜的案子，我跟王殿学商量，我们是本着以这个案件推动我国法治完善方面、机制方面包括对类似的当事人起一点作用的态度来代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