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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临平山》杂志2017年夏季卷 一 朔风总会使那些和我一样平时不加保养的人的皮肤变得非常糟糕，再加上北京这种原本和北方游牧民族交界线上的城市（无须在此详述党国英先生当年关于年均降雨线和北方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有正相关关系的研究文章了）的干燥与粗粝已经让熟悉江南阴冷潮湿与细致食物的我变得粗犷了许多。 韩老师经常和我们提起要提高品位，我私底下总是在想北京能够拥有什么品位呢？所谓故都的京派，不过也是那些北上的江南文人折腾出来的而已，而且那是在北京还被称作北平的时候，现在就连这点文化的里子也都没有了。当在北大的小讲堂里听着张弘老师用略带苏州话的口音讲解《桃花扇》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其实自己根底里还是熟悉润耳的吴侬越语。 问题是在目下的江南，也没剩下多少文化可言了。当我作为游子在年前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熟悉的，抑或仅仅是自己臆想出来的那个江南腹地的小县城了。它一边是林立的高楼，一边是贫憋的精神状态，而这两者都不能让我看到惬意与安适。过去熟悉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生活又显得那么陌生，站在当下端口的人总是只能为此显得彷徨而不知所措。 二 当我娘略显嫌弃略显戏谑地称为我中年男人的时候，当亲戚朋友们总是关心你各种私人情况的时候，我举得自己的确要在过年的时候为自己所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无力地）正名一下了。 我现在已经取得许多头衔，当然今后会越来越多。不过相较而言，我更喜欢博士这个头衔，正如彼得·沃森在《德国天才》中所指出的：“下面的描述或许看上去有些夸张，但培养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惯常做法确实如此：他或者她20多岁、年近三十，要耗时三到四年去考查世界上某个专门领域的一切细节。这不是为了微薄的收入，而是出于对研究题目的热爱，同样也是为了能够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博士’（Dr.）头衔，由此使自己略微与众不同，也获得了一定的职业认可。”虽然我经常夸耀自己二十七周岁不到拿到博士学位，二十九周岁多点拿到副高职称，但现在到底已经觉察到自己外表的衰老和活力的下降，特别是在早晨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和在凌晨熬夜看足球赛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真的要感叹自己是在“肉体精神化”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建立起和在努力维持一套自己有些慵懒的生活工作节奏，和很多旧识朋友越走越远，甚至都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的确，即使努力去寻找共同话题也只能找到对于过去的回忆而已。我认识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但其实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为了达到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我只能选择离群索居，而且越来越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情提不起兴趣。甚至我的情绪在受到外部的影响时也会变得非常得不稳定，变得烦躁。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人和事太少，无趣的人和事却太多。我相信近现代很多德国思想家所谓的“退回内心的城堡”肯定也是有自己主动的成分，而非纯然是嫌弃外部世界而已。每当我读到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那一刻迸发出来的共鸣感已经不能再用什么文字来做描述了。 三 我要在这里引用臧克家那句对鲁迅的评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相信很多大学一毕业就过着一种被父母认为安妥的生活方式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子的人（诸如我的很多朋友），他们自然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里没能体验到更多的个人生活，只能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活。虽然那些日复一日、毫无增量的工作生活是绝大部分人的常态，而且正是这绝大部分人支撑起了社会的运转，但是我还是一向来对这些事物很反感，或许这是出于我天性中的冒险家性格。我当然不是什么好评论他人的人，毕竟平时也忙得连自己亲近的人都无暇顾及，而且我也不认为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社会当担和特定的责任，我只是看不惯总有其他人用他们所谓“正常的生活”来对我指手画脚。当然，在这里我只能说是对一类抽象的人，而非某个具体的人。 我是一个持洋派作风的人，即所谓倾向于温和怀疑论的自由派，就和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种穿着灯芯绒裤子喝着立普顿红茶的人。我就算去一些亲戚家做客，老太太们也总是认为我比较洋派要给我泡杯雀巢的速溶咖啡（其实我向来是不喝这种咖啡的）。我一直坚持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核心性的观点，就是关于人的自治（或者说自我决定）。但究其根源，我其实认可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没有反思的生活并不值得过”。一个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他人所决定。可惜在中国社会，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多么困难，即使是在王小波过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困难。 逢年过节，正如那些一般的社交行为一样，对我而言并没有成为一件很大的心理负担，但是这些事情也并非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影响。我真的想对那些人说，能不能对那些超越你们狭隘的经验与理解能力的事情保持沉默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今后几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更为友善一些的地方叼着香烟无所事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