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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 众所周知，集资诈骗犯罪近年来在我国颇为频发。因为此类犯罪中的受害者多半不是一两个人，而常常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所以，集资诈骗犯罪又往往是，深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从法学界到社会民众，都主张对集资诈骗犯罪严惩不贷。与此民意相呼应，现行刑法对于这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处罚，可谓毫不手软，过去有不少被告人因此罪而被判死刑。所幸2015年8月，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废除了原来的刑法第199条，较有争议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之规定，由此而成为历史。 然而，集资诈骗犯罪中的受害者，真的都是无辜的？而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的集资人，都罪有应得、十恶不赦？其实，在集资诈骗犯罪形成过程中，受害者的态度，即便对最终的犯罪结果未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害后果的发生。德国犯罪学先驱冯·亨蒂曾指出：“受害者必须被看作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犯罪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通常建立着一种邪恶的共生关系。”的确，唯有将集资诈骗行为人的行为，置于与受害者互动的共生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案件事实的真相。容详述之。 一、受害者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在客观上均表现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在刑法理论上，要成立集资诈骗罪，其受害者必须是属于不特定对象的社会公众，否则，不足以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然则，司法实践中，受害者往往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陌生人，大多数都是特定的本地熟人。实证研究表明，非法集资“多发于熟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多为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多为本地熟人，必然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是熟人关系，亦即受害者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如在备受关注的浙江东阳吴英案中，向吴英提供资金的11位受害者，跟吴英保持着多年的密切往来关系。这些人不仅不属于社会公众，而且是职业高利贷经营者。又如在浙江温州“张某己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均系张某已亲友和有私交的客户，而非社会公众。再如在湖北咸宁王柳明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中大部分都是王柳明的亲友，及其公司内部员工。类似这种受害者非社会公众的案例不胜枚举。 大量集资诈骗犯罪案件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受害者与集资人之间，属于亲属、同事、同学、战友、朋友等熟人关系。我国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亲朋好友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古已有之，于今为盛。集资诈骗罪的立法规范，无疑不会违逆传统的民间借贷习俗，而将之犯罪化。否则，禁止非法集资的立法规范，将被人为地“升级”为，禁止亲朋好友之间自由借贷的裁判规范。在判断集资诈骗罪受害者时，不应该单纯地数人头，最主要的，是从集资人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亲朋好友排除在集资诈骗罪受害者的范围之外，唯有如此，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意旨，而不至于扩大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对象。 二、受害者个个都属社会弱势群体吗？ 对于集资诈骗犯罪，历届政府一贯坚持严厉打击之立场。除压倒一切的“维稳”式执法思维外，固守此等立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受害者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更需要得到刑法和刑事司法的强有力保护。如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34号）中就强调指出，非法集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使受害者（多数是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损失惨重，极易引发群体事件，甚至危害社会稳定。 事实果真如此吗？民间金融领域属于有钱人的专利，根本没有富余资金，还在为面包或房子，而奋斗的社会弱势群体，几乎不可能成为被集资的对象，他们沦为集资诈骗罪受害者完全是小概率事件，不具有代表性。易言之，集资诈骗罪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中间“土豪”亦比比皆是。 如在吴英案中，借款给吴英的只有区区11人，而他们先后借给吴英的集资款却多达7.7亿元。这些受害者如果也属社会弱势群体，那还有谁不是社会弱势群体呢？又如在内蒙古王英、李某甲集资诈骗案中，受害者有王某甲等十人，而他们借给被告人的资金共计882.6765万元，人均超过88万元。在经济尚欠发达的内蒙古，能拿出88万集资款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社会弱势群体吧。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中老年人，拿出半生的辛苦积蓄参与非法集资，最后沦为受害者。对此类人员我们“哀其不幸”，但依然不宜把他们视为社会弱势群体。毕竟，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积蓄之人，或许算不上是经济上的强者，但无疑也不属于，特别需要刑法（而非其他法律）给予保护的社会弱者。不宁唯是，就算集资诈骗罪受害者，个个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那动用最为严厉的刑法，来保护他们亦不正当。毕竟，一旦如此，刑法就沦为对受害者偏爱有加，但又对集资人制裁过度的不平等之法了。 三、受害者能自我保护吗？ 德国刑法学家许内曼在探讨受害者角色时，曾指出：“刑法必要性和该当性原则，要求预防社会危害，当受害者有意疏忽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危害发生时，适用刑罚则不恰当。在欺诈情形中，当受害者认识到犯罪行为人的主张，可能不真实甚至是错误时，尽管仅仅是怀疑，他的利益便不应受到刑法的保护。”简言之，受害者的自我保护，应该优先于刑法保护。唯有当受害者自我保护变得不可能，且借助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不足以保护受害者时，才能祭出“刑法”这个杀手锏。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集资诈骗犯罪要得逞，就离不开受害者的互动与作为，而且其互动和作为，是出于受害者的自主决定和自愿自为，否则，犯罪嫌疑人在刑法上所犯的，就不是集资诈骗罪，而可能是抢夺罪、侵占罪、敲诈勒索罪等其他犯罪。当集资人虚构资金用途等诈骗行为，并未使受害者陷入认识错误，受害者出资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图出资行为所带来的高额投资回报时，那么受害者的出资，理应视为通常意义上的金融投机行为。对于这种由集资人发起的金融投机行为，受害者完全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受害者决定出资时，对其资金安全问题，有充足的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受害者足以自我保护的经济犯罪，刑法是否应该事后对之予以保护和救济，无疑值得商榷。 首先，它涉嫌对受害者财产投资（投机）的不当干预。受害者为谋求高额回报，而拿自己的资金去投资和投机，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已是司空见惯，其对他人权益和社会秩序并未构成侵害。此等自我决定行为，属于人格自由发展范畴，受到我国宪法的认可与保障。是故，受害者不管是投资还是投机，都不应对之作法律上的评价，对此刑法尤其应该保持沉默，而不是积极干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