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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中的洪楼教堂） 辞旧迎新的时候，人们多少有些惆怅，感叹着韶华易逝，时光难留；也有些兴奋，因为未知的日子总会给人带来希望与憧憬。事实上，“跨年”的感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人为的心理上的区隔，实际的生活中并不见有年前年后的明显分别，对大多数人而言，今年无非是在了无新意地重复去年的故事，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不过，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这回跨年可是连太阳也没见着，雾霾如影随形，从2016“跨入”了2017，使我们今年年初首选的第一个小目标竟是那么具体，那就是等待一阵大风，吹走空气中和心中的雾霾，呼吸一口新年里的新鲜空气，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文科生实在搞不明白雾霾是什么，可是你能真切地体味到它的存在。它是迷蒙的天空，是没有光亮的日月，是装扮如蒙面大侠一般的戴着口罩的行人，是医院里摩肩接踵的挂吊瓶的病号，是飙涨的空气净化器的价格，是封闭的高速路和延误或取消的航班。当霾和雨雪风霜一样出现在气象预报中，而且总是处于高等级预警状态的时候，它已成为一种灾害，真的需要我们尽心竭力去治理了。 其实雾霾早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专业人士分析其成因，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多次宣示治霾防霾的决心，其效果却微乎其微，雾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广，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社会的不平等在“吸霾”面前荡然无存，在雾霾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人可以享有不吸霾的特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吧。 专家们分析雾霾的成因多种多样，有不靠谱的，比如说将其归因于居民烹炒产生的油烟，也有许多是靠谱的，比如因工厂生产、取暖燃煤及汽车燃油等排放的废气在空气中集聚所致，而后者几乎是所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重蹈发达国家从发展到污染再到治污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好在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可在治污防霾的过程中少走些弯路。尽管我们特别喜欢强调中国特色，不过在雾霾面前大可不必逞能，漂浮在中华大地上的雾霾并不是真的比其他国家的更“纯”和更“醇”！ 作为最早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虽然由此而创造了巨额财富，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不过它也曾因其对利润的盲目追逐忽略环境保护而深受其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与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就曾有过“雾都”的别称。我们都知道发生在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从12月4日到9日的五天时间里，伦敦城笼罩在黑暗的迷雾中，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行。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随着污染物浓度的持续上升（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爆表”），许多人出现了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丧生者达5000多人。那个时候的英国也属于“环保基本靠风”的时期，所以直到12月10日，一股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烟雾，才结束了这一恐怖事件，而在大雾过去之后的两个月内还有8000多人相继死亡。伦敦大烟雾事件也成为二十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之一。 其实，早在此次事件之前，伦敦人已是谈雾色变。萧乾是二战时期《大公报》驻英国的战地记者，在《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中，他曾记录了1939年圣诞假期逛伦敦城的经历，“正当我朝着橱窗出神的时候，天色忽然变得黄橙橙的了。看到路人有的赶忙往双层公共汽车上挤，有的焦急地拦喊出租车。”而他这个初来乍到、不知深浅的青年却还神态自若，以身临奇境而自得。然而没过多久，“周围好像就蒙上了一层面纱，它由黄而浅灰，但依稀还能看到街景。原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伦敦雾，那天下的正是雾中之王，叫‘豆汤雾’。”很快作者就从最初的猎奇变的极度恐慌，“因为那就像一个人突然失去了视觉，伸手不见五指，宛如走入迷宫，或者像在做一场噩梦。”那种天昏地暗的景象，真像是世界末日来临。萧乾形容雾中的伦敦陷入了一种比大轰炸更为可怕、更为骇人的境地。四十多年后，当萧乾故地重游时，伦敦朋友首先告诉他的就是“伦敦没有雾了”，不仅伦敦，连“一向都是烟囱林立，浓雾弥漫，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煤屑”的“黑色地带”的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也都没有了烟雾和煤屑，并且还以“花园城”自诩。 萧乾提到伦敦变化的原因，一是工厂外迁，二是有了电力后不再烧煤，实际的情况却远非这么简单。在烟雾事件发生后，英国人“痛定思痛”，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恶果，政府也颁行一系列法案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区。1968年以后，又相继出台一系列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对各种废气的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八十年代后，也就是萧乾重游伦敦时，交通污染又成为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政府则通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等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经过多年的“常抓不懈”和“重拳出击”，伦敦城市的上空终于重现蓝天白云。 伦敦摘掉了雾都的帽子，当下的我们却正在肆虐的雾霾中煎熬。若说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也实在是冤枉，我们有从上到下健全的环保机构，有包括环保约谈在内的各项制度，有行政首长们上任伊始立下的军令状，还有为此召开的数不清的大会小会，最近还有对环保税法草案的审议，估计距离环保税的开征已为时不远。不过人类这么努力，雾霾却一点儿面子也不给，在跟着人们一起跨年后还迟迟不愿离去。其实英国的“治雾”殷鉴不远，只是我们的手段却有头痛医脚之感。以开会为主的工作方式不解决任何问题，企业对约谈之事置若罔闻，被关停的企业撕掉封条偷偷开工，开征的环保税毫无疑问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市领导们在雾霾中“视察”工地上的防尘网是否覆盖到位，实在没办法了，就出台个限行禁行的政府令。说实话，我们的公务人员确实很忙，忙的连节假日都没有，然而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时，让人不期然想到的竟是“碌碌无为”这几个字。 治霾问题确实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只是我们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必须找准症状，对症下药，而不是蛮干或盲干。我们每年有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申请那么多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找准症结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治霾的问题需要引起每个人的关切，因为在这个事上，我们是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天王老子也无法置身霾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