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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古迹建筑除了闽南风格的古厝和寺庙之外，不少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建筑。台北“总统府”自不必说，就是当时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司法院”和“最高法院”所在的司法大厦也是1929年的建筑，出自日本人井手薰之手。我还经过立法院、行政院和检察院，匆匆一瞥感觉风格非常接近，应有可能也是那个时期的建筑。如果再到北投，更会恍然如在日本。流淌的温泉、弥漫的青烟、岸边的木屋，让你耳边不自觉地响起低慢的和乐。北投公园里有井村大吉的半身纪念铜像，铜像下的碑文说，该人曾担任台北厅长，亲手规划兴建了北投温泉公共浴场和北投公园。地方人士为了感念他于1934年就竖立了这一铜像。据说台湾有很多地方非常完整着保存着不仅日式的建筑，还有日式的生活方式。网上还有攻略说如何不买机票，一天玩遍日本。 台湾人的日本记忆又似乎被小心地隐藏起来。我在图书馆翻了几本台湾人所著的台湾历史教材，讲到日据时期，仍然把“抗日”作为主要的线索，从前期的武装抗战到后期的政治抗争。但如果读到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中那些为日本而战的台湾士兵，除了感叹命运的悲呛，还是会产生很多疑惑值得追寻。我去过恒春小镇，路过阿嘉的家。据说当年《海角七号》上映的时候，很多六七十岁的阿嬷纷纷买票上电影院。不知道当年年轻的恋人匆匆而别，究竟留下多少惆怅。 我总觉得理所当然一带而过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尊重。产生不解才表明我们来过某个地方我们经历某些事物。困惑是人类应有的谦卑。人们都在说台湾人的温良恭谦，但如果看台湾早期的历史你最常碰见的可能是两个字：械斗。明清时期闽粤械斗非常厉害，屡屡惊动中央，让皇帝都非常头疼。在我老家惠安，据说械斗厉害的时候，两个家族打完架各自把尸体抬到县衙门，县官出来算了一下，李家死了五个人，张家死了三个人，那好张家赔李家两条人命的钱，赔完了各自回家。械斗不胜其烦，官府也没空搭理。如果细听，直到现在还有械斗的余音。我从小就有长辈跟我说陈姓族人有“不得娶黄姓女子”的祖训。可能因为年代久远了，这一祖训并没有得到遵守；不知道是不是产生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台湾早期的历史绝对也是风云大片，先是福建人跟广东人客家人，后是漳州人和泉州人械斗。械斗还可以因为乐器和音乐产生。嘉庆年间，台湾戏曲有两派分别为西皮派和福禄派，前者以京胡为主要乐器，后者胡琴为主要乐器。每每迎神会，双方对设阵势互相较量，这边一唱大家喊好，那边一片嘘声；对方接着唱得更高，喊声和嘘声继续攀升。最后，索性大家以肱二头肌定胜负。 时光变幻中，台湾人已经淡忘了自己是泉州人还是漳州人，或者已经不介意了。坐车跟司机闲聊，司机偶尔会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来自泉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如果你追问，他们就会说我们现在都不讲祖籍。教授的祖先是整个家族通过官渡来到台湾，至今保存有上溯元朝完整的族谱，族谱中还有先人离开锦江当时老厝的图案。但大部分来台的是生活潦倒的“罗汉脚”（光棍汉）迫不得已跨过凶险的“黑水沟”偷渡来此谋生，他们的子孙如何去追溯他们的祖籍地。再上溯到先祖的先祖，哪个福建人翻开族谱祖籍不是在河南，又要如何怀念。 比较热衷谈祖籍的一般是外省人。他们会饶有意思地跟我讲他们的父亲是东北、江西或者福建等等，偶尔回乡的情节。说个有意思的事，不少外省人的父母都是老少配，差别得有个二三十岁。一个外省人的法官告诉我，他父母的结婚照中妈妈是没有笑容的。当时生活困难，为了安稳嫁给了生活有保障的老兵。另一个老师告诉我，他爸爸来台湾时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回大陆结婚生子，因此一直耽搁下来。在我小的时候，还常看到老兵或者老教师带着台湾的太太来看望留在家乡妻儿。老人一般来住几天旋即回台。在村民的叙述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绝对没有两个女人的嫉妒和伤害。可能来自台湾的丈夫给困顿中的原配带来强大的经济支持，也可能沧海桑田之后，根本不需要去计较。无论如何，老人对故土的思念感染了子女，他们多了一份对故土的善意，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有趣的倒是，那些忘了自己祖籍的人也帮他们记着祖籍，并给他们贴个标签“外省人”。 械斗已经是历史，台湾的治安好的不得了。不用举数据，就说台湾人家里基本不设防盗门。在台湾没有安检一说，无论捷运高铁，我的朋友告诉我去立法院和最高法院旁听都不用过安检。而在大陆，你去找一个基层法院的朋友，不得过几个关卡，大门就得先打电话才能通过吧。我只听说一个大陆老师去听马英九的讲座碰见门口的安检。所谓安检就是如果要带包进演讲现场，安保人员会打开包包过一眼。当安保人员听说他是老师，马上鞠躬抱歉说：“老师，不好意思，不知道您是老师。”我遇见一个执法过程，一伙人在溪边烧烤，执法车下来一个人对着这伙人说了一两句话，大意是有人检举，溪边公园规定不能烧烤。那伙人漠然听完，停止几秒钟，随即默默收拾东西离开。整个过程没有语言交流，没有语言冲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