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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我要强调验尸官负有一项职责，那就是向政府和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以及机构报告情况的职责，这样就能从中学到有益于未来的教益。比如说，通过确认火车轨道交汇口的缺陷、或者监狱或警察局内羁押处理时存在的系统性失灵、或是缺少针对特别危险提示公众的警示标志、或是医院中不能提供充分的术后护理。这只是一些可以做出更好改变，避免未来出现类似死亡的例子。 53.也许对我提出的问题存在其它答案，不仅仅是规定在第二条关于死因调查这一近期仍处在发展变化中的验尸官职责。《欧洲人权公约》第二条规定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每当出现某人死在国家手中或是某人在羁押或监禁中死亡或者以其他任何处于国家的照管之下时死亡，尤其针对那些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国家很可能就负有发起有效、公开的独立调查的职责。众所周知，履行这一程序性职责通常都需要历经完整的刑事庭审流程，或者不这样，改由开展完整的验尸官死因调查工作履行这一职责，后者也被称作米德尔顿死因调查。我所要论争的是，这是验尸官的一项重要责任，构成公开的正义的核心内容。 54.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验尸官的实务操作应当更集中于医学方面。凯瑟琳·麦高恩在她近期以验尸官为主题的优异博士论文中有力地主张在欠缺制定法明示规定的目标时，考虑到验尸官制度是在卫生部的羽翼下，验尸官的基本目的应当是公共健康的促进者。她论证道，继承了验尸官制度的一些普通法国家中出现了从法律性的验尸官制度转向医学验尸员制度(Medical Examiner system)的倾向。 55.比如说，美国许多地方现在是由医学验尸员担任验尸工作。我们过去向美国出口了验尸官制度，但是只有八个州仅依靠验尸官制度运作。加拿大采取混合制度，以州为基础，每个州可能都不一样。安大略省规定它的验尸官必须是一名医师，其首席验尸官办公室的网站上写到“我们为死者说话，并以此保卫生者。” 56.根据我们现行法律，验尸官是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医生或者同时是两者，尽管如同我说的，已经没有多少仅仅是医生的验尸官了。二〇〇九年《验尸官和司法法》要求所有新任验尸官都是法律工作者和所有法官具备同样的法律规定的司法资质。我把它看成一件好事。对验尸官而言更多地表现为法官而不是公共健康的守护人，是一件好事情。 57.事实确实是验尸官的许多工作是在法庭之外，即便在法庭内仍有许多直截了当的简短询问。一些验尸官一天要完成六次或者八次法庭调查，且不能忽略调查过程对失去亲人的家庭的重要意义。我自己见识过这些事情。但是，需要几天或者几周时间的复杂死因调查过程的数目也在增加。地方当局为兼职验尸官支付的薪酬仍然指明持续时间“超过一天”的是长时间调查。不幸的是，现在不这样做了。这些死因调查可能会涉及棘手争议、难啃的法律问题议争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公共利益豁免，向陪审团给出审慎的指引，替代性有罪认定以及其他很多难题。 58.那种类别的死因调查通常都需要律师出庭代理相关人的利益。在那种法庭上一名兼具律师能力的验尸官就称得上能力更佳了。专家医疗意见能提供必不可少的医学专业知识。《规则》第四十三条赋予验尸官作出报告并提出正式建议的权力，该条于二〇〇八年被修正为“给予验尸官报告更为显著的重要性以便改善公众健康与安全”（二〇〇九年司法部为验尸官颁布的导引）。因此对我来说，在我任期的开始，在法律与医学之间的平衡就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59.这就是我对现代死因调查制度目的的看法。 婴儿与澳洲野狗事件 60.但是并不是所有验尸官案件都处理完好。发现正义并不总是容易的事情。你们都听说过发生在澳大利亚的那件有关婴儿与澳洲野狗的争议案件。该案历经三十二年，在澳大利亚北部省验尸官得出结论之前进行了四次死因调查，最后的结论是九周大的阿扎利亚·张伯伦被一直澳洲野狗从其在乌卢鲁（过去被称为埃尔斯岩）的父母身边叼走。过去收集的证据表明一群澳洲野狗袭击并杀死了婴儿。 61.同时，林迪·张伯伦（现在的张伯伦-克莱顿）已经因为杀死她自己的孩子服刑六年。针对她的诉讼是建立在这些证据上，尸体从来没有被发现，在她车内发现血液痕迹。数年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现这些痕迹根本不是血迹。第四次和第五次尸体（于二〇一二年六月）调查中的验尸官发现“对死亡负责的应是一只或者一群澳洲野狗”。死亡证明被从“未知”修正为“受到澳洲野狗袭击并被叼走”。 62.阿扎利亚的神父，迈克尔·张伯伦这样说：“我到这里是告诉你们，你能得到正义即便你认为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是真相必然会站在你的一边。我怎么强调追求正义事业的重要都不为过，即便看上去那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3.那是所有家庭都想要的——得到正义。不仅仅是孩子的父母，尽管他们几乎总是案件中最遭受失望痛苦的人。还有所有曾失去所爱之人的家人。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都能回答这四个问题（谁、何时、哪里与如何）。一些案件中答案并不完整，有时这种不完整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是永远。但是，验尸官的职责始终是用尽其全部能力为死者家人获得正义。那就是家人需要的。也是他们有权得到的。为了公众的公开正义。 最后——同情与理解 64.最终，我要以一个和霍华德联合会有关的故事作为结尾。 65.在我成为老贝利街法官之前，我在道蒂街律所作为出庭律师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在北埃文河治安法院代理一件无偿的法律援助案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