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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台北前，S教授请吃饭，聊天时，我提到之前观摩台北地方法院的印象，并把一些不解的问题拿来向他请教。于是，话题便围绕台湾司法制度展开。S教授不但是资深的法律学者，学养深厚，视野开阔，对司法实务也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经他解释说明，台湾司法制度的运作方式及特点在我心中立即变得清晰可辨了。 谈话中，S教授提到一本新近出版的报告文学。书根据真实案例写成，对台湾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多有揭露。他说要把那本书送我。隔日，S教授差人把书送来了。除了那本报告文学：《流浪法庭30年！——台湾三名老人的真实故事》，还有上一年的《司法统计年报》。年报由司法院编成，厚厚一册，内中详列各项司法统计数据，从机构人员到各类案件的收、结案数，巨细靡遗。S教授说，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了解台湾司法的概貌。 两本书摆在我面前：一本统计年报，一本报告文学；一个是数据的堆积和罗列，枯燥但是客观；一个是真实生活的重述，生动而感人。二者风格迥异，讲述的故事也大不相同。然而，它们描摹的，其实是同一个对象，或者更确切说，是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S教授送我这两本书，不就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同一个主题吗？不过，将两本书翻阅之后，我发现，在揭示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之外，它们之间表面上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本身，也是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部分。 就如其书名所示，《流浪法庭30年》讲述的，是三名“老人”在司法长河中沉浮，长达三十年始得上岸的故事。当年，这三人均为台湾第一银行高级职员，因一桩金融弊案而被控罪和定罪，但他们自信无辜，不服所判，坚持上诉，直至被宣告无罪。只是，他们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实现正义的路途竟会如此艰难和遥远。案发时，三人正当壮年，至三审定谳，还其清白之日，三人垂垂老矣。当年金融界的精英，社会栋梁之材，因为此案，不但大好前程付诸东流，理想和尊严也不能保全，原本光明向上的人生，一夜之间，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绝望挣扎。而他们没有溺毙“河中”，能够活着“上岸”，目睹正义到来，实属幸运。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问，台湾司法制度如何设计，三个审级走完，竟要耗去三十年的光阴？ 这事说来简单。台湾司法，实行三审终审制，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不服，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后，原被告不服，还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案子到了那里，可能的结果有三：一是驳回上诉；二是改判；三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三种结果的前两种，判决生效之时，案子也就终结了。惟有第三种情形不同。案子发回重审，称为更一审，更一审的判决仍可上诉，若上诉又被裁定发回更审，则高等法院就要进行更二审。更二审后面，还可能有更三审、更四审，如此“更”下去，直到最“高法院将”上诉驳回或径自改判为止。这本书所写的案子，经“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凡十二次，即在高等法院经历了“更十二审”之后，才最后完成，所以历时久长。 这个解释简单清楚，但是恐怕仍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可能会问：“最高法院”为什么屡屡将案子发回更审，这案子就那么复杂难解，必须“更十二审”才能查清？（真的查清了吗？）再者，本案在高等法院有十三审，在“最高法院”也有十三审，加上最早地方法院的一审，前后共二十七审，经手的法官多达一百零七人次，投入之巨，令人咋舌，如此巨额成本是必须的吗？还有，在当事人及其家庭，如此耗时费力的官司完全是一场灾难。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对本案当事人来说，这姗姗来迟的正义虽然不能说全无意义，至少打了大大的折扣。毕竟，他们为此付出了整个后半生。如此高昂的代价真的是不可避免吗？此外，本案之所以屡屡被发回重审，是因为有重大事实没有查清，既如此，历次更审为何不能彻查案件，将所有疑点一一排除？再退一步说，即便更审无可避免，为何不能缩短案件往复周期，一次结束这场于公于私都难以承受的马拉松式诉讼？ 类似问题还有许多，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又都可能引出新的问题。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当初就是抱着和我们同样的困惑，透过本案和其他个案，一步步深入台湾司法制度，把看似合理的制度导致荒谬结果的内在机制与矛盾揭示给公众。 比如，我们看到，在台湾司法史上，本案虽属特殊，但是并非孤例。据作者编制的表单，1966年至2005年，四十年间，全台司法审判耗时超过十年的案件计有二十八件，其中，本书着力记述的第一银行案，用了将近三十年方才定案，历时最久。不过，若以更审次数论，这个案件还不是第一。1974年遭起诉的“华定国弑母案”，历时十一年，经历了“更十八审”方才定案，创下更审次数最多的纪录（本书354-355页）。 好在，此类案例并非常态。根据作者据司法院年报所作的统计，1995年至2005年，台湾各级法院审结一案所需日数，平均下来，一审刑事审判在五十八天至一百零一天之间，民事审判时间略短；二审刑事审判在六十六至九十二天之间，民事审判则在一百零五至一百四十天之间；三审费时最短，刑事与民事审判分别在二十一至四十四天和三十七至六十一天之间。有学者评估，这样的效率，在世界范围内也可排在中上位置。然而，平均化的数据并不能抹煞个案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可能伤害到当事人，对社会亦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它们并非产生于偶然，而有着制度上的根源。就以本书所写的第一银行案为例。 该案之所以一再被发回更审，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审没有厘清与案件有关的若干重要事实。比如，“最高法院”于第五次发回更审时明白指出该案卷宗里的附表字迹模糊，要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但是自1988年的“更五审”，到1999年的“更十一审”，前后七次更审，二十一名法官，均未对此作出回应。这大概是因为，改正附表需要查阅、核对大量数据，况且“更五审”距案发时已将近十年，查证工作殊为不易。实际上，后来“更十二审”的法官决心终了此案，带领助手查阅尘封已久的原始档案，花了一年时间才将附表问题解决。 关于案件久拖不决的原因，作者还提到一个情节：2005年11月“更十二审”判决三被告无罪之后，检察官提出上诉。当时本书第一部分即将付梓，作者很想把检察官的上诉理由写入书中，但是等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检察官声明上诉后，几个月交不出上诉理由，是不是检察系统的常态，合不合理？”作者拿这个问题去问司法界资深人士，所有被问者均表难以置信。作者问：检察官撰写上诉理由有无法定时间限制？得到的回答是：在收到判决书十日之内，不过，依据法律，检察官亦可于上述时间内提出上诉声明，上诉理由再行补送。问上诉理由补送有无时限，回答有，“最高法院”判决之前。作者不解：不知道上诉理由，法院如何审判？答曰：法院仍可根据卷宗审理案件。作者转去高等法院询问是否已将卷宗送交“最高法院”，却被告知卷宗仍在检察官手里，且高等法院四度发函催还，均无结果。作者问有何办法取回卷宗，答曰通过司法途径。再问法律有无规定检察官返还卷宗的最后时限，答曰没有。作者苦苦等待检察官的上诉理由，历时半年，这时方才意识到，等待戈多的不只是他和三个老人，整个审判体系都在等（详见本书第35章）。 |
